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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茅于轼、仲大军为《大国空巢》作序，该书全面系统反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大国空巢》出版信息（目录、序言、后记、致谢）：http://www.strongwind.com.hk/product/978-988-99725-3-0.aspx

全文42万字,已经于2007年9月由大风出版社出版（http://www.strongwind.com.hk/default.aspx）。大风出版社是南怀瑾老先生（一代国学宗师）支持、王小强先生（原国家体改所常务副所长）主持的出版社。中国大陆读者可通过北京的银行邮购: http://www.strongwind.com.hk/catalog/0fb0a...2638ac0eec.aspx

《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摘要导读

作者：易富贤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familyyi@yahoo.com

1、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在目前发达国家的寿命和死亡情况下，妇女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而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考虑到不孕不育症、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要是一个国家的主流家庭不愿意生或者养不起三个孩子，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人口有其内在调控机制。在古代通过“左手”（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调控人口。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美洲新大陆高产作物的引入旧大陆，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粮食数倍增加；加上牛痘接种和青霉素等的推广使得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过去2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60多岁，导致人口激增。但是工业化通过“右手”压迫人口，降低生育意愿、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这种“两手”调控机制使得人口呈S形变化，数千年的低水平平稳期，三百年左右的急剧上升期，然后是人口高水平平稳期或者下降期。计划生育使得中国放弃了数千年一遇的人口发展机遇。中国要是1970年代就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随着人类发展指数（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也会自发直线下滑，人口不会无限增加，中国2005年底人口也只有15亿左右；即使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那么2005年人口也只有14亿左右人口，但是人口结构就更为合理，更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

3、中国人口增加不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主要是寿命延长，是“死的少”，而不是“生的太多”。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80年的68岁，同期人口从5.5亿增加到10亿。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政策遏止了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的趋势（从19世纪初的占世界40%下降到1949年的22%），1949年中国人口占世界22%，1980年仍然是22%。要是依照马寅初人口论，从1959年1979年少生3亿（实际上4.57亿），意味着1959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现在中国可能已经因为老年化而崩溃，已经沦落为一个毫无生气、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中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繁衍的人口成为现在的劳动力，才是目前真正的“人口红利”。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断子孙的根”。

4、人类几千年人口数量波动在低水平，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近300年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人口增加，对现有的资源消耗只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却是使目前的“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新的资源（氮肥、太阳能），这种新资源的增加却是“乘法”地增加的，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人口不断增加，而生活水平反而不断提高的原因。说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成长远远比人口增长快。何况现在人口增长已经减缓（停止计划生育都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科技的进步却还在加速，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中国人口减少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悲剧。

5、中国的人口过多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中国所有资源总量在全球都位居前列：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国土面积、矿产资源全球第三，森林面积全球第五，淡水资源全球第六。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前苏联、大洋洲、美国、加拿大、蒙古国这五个地区人口不到全球10%，但是陆地面积超过全球39%。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3.7%，但却拥有全球36%的耕地。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南美洲、大洋洲、刚果这六个地区占全球人口14.5%，但却拥有全球65.7%的森林面积。南美洲、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美国、大洋洲、缅甸、刚果这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8.8%，但却拥有全球64%的水资源。大洋洲、南美洲、美国、前苏联、蒙古人口不到全球14%，但却占有全球草原面积的48%。前苏联、美国、南非、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德国、英国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3%，但却拥有全球62.3%的矿产资源。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除中国以外，全球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中国人口密度是印度的37%，人均农用地面积是印度的2.55倍，人均耕地面积是印度的73.5%，人均长期作物用地是印度的1.13倍，人均草原面积是印度的30.14倍，人均森林面积是印度的2.08倍，人均淡水资源是印度的1.24倍，人均矿产资源是印度的3.55倍。中国绝对算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也不错”，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农业政策和人口结构而不是耕地。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变为“资源”），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

6、由于人口的负面影响是直接的，抱怨人口过多、建议控制人口的“有识之士”历代不乏其人。现在不少人口学家声称要将中国人口降低到7亿、5亿或者3亿。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7亿，1978年以后出生的5亿，1988年以后出生的3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2054年、2064年才能分别降低到7亿、5亿、3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49岁、59岁了，基本都丧失生育能力了，然后在2085年左右中华民族基本灭绝。以急剧压缩人口规模、催生畸形人口结构为代价提高生活水平，和过把瘾就死没什么区别。一票否决制否决的是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并且不用说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即使3亿甚至几千万，要想保证现有的生活质量，现有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不过是多维持几十年、上百年罢了。要从全球化角度看待资源，即使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民族自杀，留着资源给其他国家，也不过多用几十年。因此人类要存在和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依赖于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节流不如开源，而科技进步依赖于足够数量、合理结构的高素质人口。

7、从全球看，环境污染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中国总体生态环境自1990年代起也不断改善。但是中国城市环境确实在恶化，一方面是因为粗放式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现在二、三亿青壮年农民工只是序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工地，这个过程必然伴随城市环境的恶化（如果走精细化道路，现代科技可以确保中国将环境恶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不会发生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伦敦烟雾”事件）。即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光将目前人口城市化，环境问题同样严重。并且中国现在的环境污染很大程度是国际社会转嫁来的。计划生育无助于改善自然环境，但是却严重污染人文环境。

8、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是非常草率的，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当年的所有预测全部落空。中国在人口学家的恐吓中莫名其妙减少了数亿人口。比较中国和印度的HDI，发现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的人均GDP，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计划生育无功于当代，却有害于千秋：诱使中国走“以物为本”的畸形粗放型发展模式，削弱物资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抬高养育成本，降低生育意愿，使得中国提前进入养不起孩子的时代，削弱人口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加速人口老化，导致“未富先老”，使得中国难以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中国目前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今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三四亿老年人口都得指望退休金），并使得城市化滞后，降低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腰斩依托于健全家庭结构的传统文化；彻底改变世界和中国民族结构（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从1980年的22%下降到2005年的19％，不久将降低到15%，然后继续快速下降，李小平等人口学家认为应该继续降低到占世界3%；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期间中国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增加出生性别比；降低人口素质；增高家庭风险；降低国防潜力，威胁中国边界安全；激化了干群矛盾；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将威胁社会稳定。恶梦醒来是早晨，但是中国人口恶梦醒来却将是漫长的黑夜。

9、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就业。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导致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使得行政成本（从1978年到2004年增加100倍）、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绝大部分，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现在只占GDP的12%（其他国家占54%－65%），居民收入只占GDP的22%。在这种“寄生经济”的模式下，必然压制正常消费，增加腐败的空间，贫富差别增加,也给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导致消费萎缩，产品廉价外销、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经济受制于人（全球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老百姓却享受不到），国内需求不足引起就业不振，老百姓生活压力加大。要是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家庭需求底线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被迫成倍提高，虽然孩子增多，妇女劳动参与率降低（也能缓解就业压力；而目前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居全球第17位），但是家庭生活水平反而比现在高，消费和生产的关系趋于合理，大大增加就业容量；多出生的人口中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三千多万（不可能超过五千万）进入劳动市场的，相对于目前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对现在的就业影响不大，而且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就是说20岁的人口基本并不与50岁的人口抢工作。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如此大跃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就业压力的。不顾人口结构的扩招并且将使得今后很多高校因为生源短缺而破产。

10、因为涉及利益和权力，计划生育就像是穿上着了魔法的红舞鞋，停不下来了，计生委靠编造数据来维持其存在的理由，将每年出生人口多计算50%左右，从而将客观调查的1.2-1.3的生育率修正成1.8。中国人口迷雾是“人工迷雾”。中国2005年底实际人口只有12.5亿左右，而没有国家统计局宣称的13.07亿。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建议下，中国人口政策还纹丝不动，《报告》预测在现有政策下中国人口将于2033年达到15亿，根据这种预测，2006年人口需要增加1300万以上，但是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只增加692万（实际上可能只增加两三百万），可见《报告》一两年的预测就与实际相差甚远，遑论今后了。目前每年出生1200万左右，死亡1000万左右，随着老年人口的堆积，死亡人口将急剧增加，中国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继续现行人口政策，中国人口高峰连13亿都难以达到，不可能达到14亿，更不会达到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所宣称的16亿。

11、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得益于传统生育文化（家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有大的道理。现在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不就是国家和民族意义的传香火吗？家族的香火传不下去，难道国家和民族的香火传得下去？依照现在“科学”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有很多缺陷，但却成功延续了我们的民族的文明和人口（而其他很多文明却相继消亡）；在古代那种生产力条件下，人类繁衍相当于紧急避险，要是采纳现在“完善而公平”的文化和制度，连人口都不可能延续下来，更别说其它的了。但是工业化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模式，动摇了中华生育文化的两个支柱（祖宗文化和礼教文化），从而使得中华文化圈的地区（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的生育率为全球最低。比较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而下降的趋势，中国大陆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也只能在1.8左右（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中华文化圈的其他地区没有刻意破坏生育文化，生育文化是遭到被动破坏的；而中国大陆的传统生育文化遭到三重破坏：A、现在的物质生产至上的经济制度和家庭模式对中华文化圈的打击；B、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曾经主动打击传统的生育文化；C、几十年计划生育的片面宣传刻意破坏生育文化，人口上限和超低政策生育率形成生育心理的“爬蚤效应”。因此中国即使停止计划生育也将达不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的生育率，多次生育意愿调查也证实这一点。人口问题已经是火烧眉毛，容不得继续延误时机，中国人口政策需要方向性的改变，而不是“二孩晚育”这样的微调。重建生育文化、鼓励生育的任务将非常艰巨。

12、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经济起飞、国家崛起、合理养老金制度的建立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而畸形的人口结构却是经济衰退的充分条件。近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已经下降到1200万左右（数量还远不如1940年代），其中女孩不到600万；印度每年出生人口2400多万，其中女孩1200万左右。意味着今后印度的物质再生产能力（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育龄妇女）都是中国的两倍。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0.95个，台湾、韩国1.1个孩子（这些地区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要是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中国现在每年出生的这500多万女孩（扣除不生育人群后，生育妇女不到500万）到时候每人平均只生育1.2个孩子的话，那么每年出生人口只有600多万，而其时每年死亡人口近2000万，而2040年左右每年死亡人口2500多万（1960年代中期每年出生人口2500万以上），每年人口减少1000多万—大国空巢！

易富贤博客专栏：http://vip.bokee.com/name/fuxianyi
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易富贤文集:http://guancha.gmw.cn/author.aspx?id=265
中国法院网电子杂志第10期：《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706/15/251825.shtml

[水寒]

《大国空巢》英文摘要

A BIG COUNTRY IN AN EMPTY NEST
-- WRONG DIRECTION OF CHINA'S BIRTH CONTROL POLICY

Population has its own intrinsic control mechanism. Even if China had not implemented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the 1970s, its population would not have increased infinitely, and by 2005 it would have grown to around 1.5 billion. If the policy had been repealed completely in 1980, the population in 2005 would have been around 1.4 billion, but with a sounder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a higher living standard, beneficial to the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f the population theory of Ma Yinchu was implemented in 1950s, around 300 million (457 million in fact) people would never have been born between 1959 and 1979, meaning that the number of babies born during that period would be nearly two-thirds less than that without the policy implemented. In such a case, China would have become a moribund country suffering from problems of aging and losing the capabil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adoption of a birth control policy was rash and without sufficient scientific reasoning, and all predictions made at that time have been proven far from being achieved. The policy is not beneficial to the present times and harmful to the future. The deformity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patterns resulting from it has been a root of China’s economic problems, and the policy itself has threatened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misleading that China is overpopulated.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nation’s overall resources are among the top in the world. Since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is not proportioned, “world average” is not an appropriate concept and a figure below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lack of resources. Excluding the handful of countries that are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China is not in a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erms of resources per capita. The so-called “shortage” results mainly from the carelessly designed development mode, but not from overpopul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solely determined by natural resources per capita. Human resourc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mong all sorts of resources and are China’s biggest advantage in this regard.

Population explosion leads to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Population growth brings about an increase in consumption of the existing resources, but only in an additive way, while more important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resources from non-resources, such as nitrogenous fertilizer made from air (nitrogen), is occurring in a multiplicative way. Thus the reduc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is a tragedy to the whole world.

The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s relying on fabrication of data to support its raison d'etre by adding 50% to annual births, thus augmenting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from the actual 1.2 -1.3 to 1.8. China’s population mystery is man-made. By the end of 2005 the actual population was about 1.25 billion, not 1.307 billion announced by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is on the brink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If the current one-child policy continues to be implemented, China’s population peak would not even reach 1.3 billion, let alone 1.5 or 1.6 billion claimed by the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and mainstream demographers.

Industrialization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family mode and shaken the two pillars of China’s reproduction culture, namely, ancestral and ethical cultures. Even if China would terminate the current birth control policy, it could hardly prevent China’s population from a dramatic decrease in the future.

[水寒]

大国空巢
——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

作者：易富贤
familyyi@yahoo.com

目录
作者简介
茅于轼先生序
仲大军先生序
第１章、财丁不能两旺——神秘的人口“两手”自控规律
1.1、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支柱
1.2、调控人口的“两只手”使得人口增长呈S形变化
第2章、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中国人口问题和世界未来
2.1、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欧洲的未来
2.2、中国正在走欧洲的老路
2.3、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长久的
第3章、历史和现实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
3.1、问题的提出
3.2、人口迷雾的透视器——以人为本的HDI发展观
3.3、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解放初中国的高生育率
3.4、中国人口“过剩”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吗？
3.5、解放后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
3.6、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会怎么样？
第4章、要是当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
4.1、1980年决定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背景
4.2、计划生育是调控人口的“第三只手”
4.3、以中国的发展水平推测没有计划生育情况下中国的生育率
4.4、1971年开始的计划生育共减少2.3亿人口
4.5、没有计划生育的话，现在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18亿、20亿吗？
4.6、将中国人口降低到7亿、5亿、3亿会怎么样？
4.7、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共减少1.3亿人口
4.8、1980年以后不同生育方案的后果分析
第5章、中国人口过多是个流传已广的谣言—中国的人均资源真的不足?
5.1、从“地大物博”到“人均资源不足”的宣传演变
5.2、人口密度和农用地面积
5.3、森林资源
5.4、淡水资源
5.5、矿产资源
5.6、中国和印度自然资源的比较
5.7、人力资源才是第一资源
5.8、中国“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
第6章、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6.1、近两百年来人类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6.2、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个名人
6.3、哥伦布发现美洲对全球和中国人口的影响
6.4、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第7章、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7.1、 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而不是法国？
7.2、英国工业革命给中国的启示
7.3. 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7.4、1800年以来中国、法国、英国、德国应对人口压力的几种方式
7.5、中国的人口问题也可以在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
第8章、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8.1、谁曾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8.2、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农业政策和人口结构而不是耕地
8.3、中国人口上限究竟是多少？
8.4、要用全球化眼光看待农业分工
8.5、被夸大了的环境危机
第9章、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9.1、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
9.2、美国人口优势
9.3、中印崛起的人口因素
第10章、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
10.1、“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
10.2、对“计划生育贡献论”算法的剖析
10.3、中印比较：计划生育没有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10.4、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第11章、谁挥霍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少生孩子节省的钱到哪里去了？
11.1、本末倒置的“人口红利”理论
11.2、“人口红利”到哪里去了？
11.3、“超生”家庭多占用了社会资源吗？
第12章、现在养小孩为什么这么贵？
12.1、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12.2、教育产业化
12.3、住房
12.4、医疗产业化
12.5、消费阶层化使中国人普遍感到穷
12.6、消费率持续走低
第13章、计划生育所致的畸形家庭消费结构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13.1、目前经济问题的根源——寄生经济
13.2、从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看现在的失业问题和今后的劳动力短缺
13.3、计划生育代表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
13.4、医疗、教育、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次
第14章、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威胁中国的持续发展
14.1、老有所养,谁来养?
14.2、计划生育改变中国和世界的民族结构
14.3、中国治理性别比失衡“诊错了病根下错了药”
14.4、计划生育增高家庭风险
14.5、“优生优育”还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14.6、计划生育威胁社会稳定
14.7、计划生育使得城市化进程滞后
14.8、计划生育有悖多项宪法条款
14.9、总结：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第15章、人工迷雾下可怕的人口现实——令人胆战心惊的人口数据
15.1、磨拭“解剖刀”
15.2、中国人口真的能达到16亿？
15.3、一个数据就足以推翻《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15.4、迟来的13亿人口日
15.5、现在中国人口有13亿吗？
15.6、第五次人口普查漏报严重吗？
15.7、“超生”超得过统计吗？——网友反馈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情况
15.8、中国能有1.8的生育率吗？
15.9、中国人口早在1980年代就出问题？
15.10、用“封存”法破解中国人口迷雾--斩断“修正”人口的黑手
15.11、1990年以来的死亡人口是否被低估？
15.12、中国人口是否已经接近负增长?
15.13、不同生育方案下每年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的比较
第16章、从2002-2005年电力短缺看今后劳动力短缺和学校破产
16.1、1997年后的“8%经济增长率”导致现在的电力短缺
16.2、不同资料来源的每年出生人口数量
16.3、“1.8的生育率”将导致今后劳动力严重短缺
16.4、“1.8的生育率”将导致今后学校生源短缺、高校破产
第17章、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是古代先贤精心策划的结果
17.1、“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有大的道理
17.2、古人谈人口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关系
17.3、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时代背景
17.4、现在西方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比不上中国古代
17.5、古老的哲学往往露出年轻的微笑
第18章、 从全国易氏繁衍历史看人口繁衍的艰难和民族结构改变
第19章、谈性说爱论人口
19.1、对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
19.2、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体现了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
19.3、从古今结婚年龄的差别看现代的低生育率
19.4、从现在各国生育率下降看“万恶淫为首”
19.5、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是现在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19.6、无性时代已经来临？
第20章、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20.1、美国生育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奥秘
20.2、社会主义国家生育率普遍偏低
20.3、中华文化圈生育率低下的原因
20.4、在生育上面，我们还算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
20.5、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第21章、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防止今后中国人口锐减
21.1、中国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的国际定位
21.2、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人口变化趋势看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后中国能有多少生育率
21.3、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也将达不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的生育率
21.4、既把农民不当人，又把农民当超人
21.5、从越南的计划生育看中国的人口现状
21.6、“超生挑战中国16亿人口上限”是个大笑话
21.7、“二孩晚育软着陆”是错误的
第22章、停止计划生育后出生堆积高峰越高越好
22.1、战后美国婴儿潮、日本“团块世代”对经济的影响
22.2、从人口结构看中印龟兔赛跑
22.3、从人口结构看中国、印度、美国、日本的综合国力
22.4、中国三次出生高峰的原因
22.5、国家计生委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两大理由不成立
22.6、政策调整后出生堆积高峰越高越好
第23章、船大惯性大,调头要趁早
23.1、尊重人口的内在规律——无条件恢复常态
23.2、全面看待人口意义，解除计生委和人口学界对人口政策的垄断
23.3、用“奥康姆剃刀”来解开人口问题这个“哥顿神结”
23.4、治大国如烹小鲜——该翻就得翻
23.5、挖掘传统文化，重建新型生育文化
23.6、归去来兮——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适度鼓励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23.7、人口政策调整成功的标准：主流家庭愿意生并养得起三个孩子
后记

[水寒]

仲大军: 《大国空巢》序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3月22日

易富贤先生投入大量的研究精力写出了《大国空巢》这本书，里面既有详实的人口学研究数据，又有大量的国内外历史知识，虽然我没有完全看，但知道此书的主要目的还是批评我国过度计划生育的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义无返顾地投入到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少生了几亿人口，使这一时期的中国抚养率大大降低了。如果没有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中国的人口今天可能达到16亿人，如果真是这样，今天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看看今天社会上的就业情况，大批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大批四五十岁的下岗待业，五十多岁的人就早早退休回家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劳动力过剩最严重的时代。这还是在计划生育了的情况下发生的。假如不计划生育，其情形会更加严峻。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和独生子女政策的确是够狠的，象一把大剪子，在三十多年间剪掉了即将出生的几亿人口，并且在今后半个世纪里使人口从增长变为下降，到2050年中国人口可能从最高峰降到13.5亿（世界银行统计的数字是14亿多一点）。

计划生育给中国带来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自80年代以来，由于只生一个孩子，城市家庭的子女抚养成本较低，使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中国今天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输出国家，国内资金富裕得无处可去，只有投向国外。

总起来看，30多年计划生育肯定有它的正面意义，它大大减轻了我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口负担，从而减轻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负担。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什么易富贤先生又对计划生育工作大张挞伐呢？关键是易先生看到了下一个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因计划生育而造成的困境。

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计划生育既有好的一面，也伴随着弊端，并且，其弊端往往隐藏在后面，等人们清醒地发现它时就晚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对未来的前景提出警告，就象清晨的公鸡打鸣一样，会给昏昏沉沉的国家和社会带来警醒作用。易先生的《大国空巢》一书就带有这种作用。它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声鸡鸣，由此唤醒沉睡了多年的中国社会。

不用讲多少大道理，就以我最近参加的一个亲人追悼会为案例，就可以看出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对我国的家庭传宗接代有多大的杀伤力。不久前我一个87岁的堂叔在去世了，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之后，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亲戚们聚坐一堂，谈论起仲氏家族的人丁变化。

先从我的曾祖父谈起，他于1910至1920年之间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即我的爷爷、大爷爷、大姑婆和小姑婆，他们四个（加上他们的配偶共8人）又生了16个子女，这是我的父亲和姑姑辈，父姑辈又生了大约36个孩子，就是我们这一辈，到了我们这一辈，人口的增长就打住了，后代只有44个。这44个仲氏后裔里，仲姓的男孩子只有5个，他们生的孩子里男孩只有一个。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家仲氏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最后只剩下一根仲姓独苗，如果这个男孩再生一个女儿，我们这一门仲氏就完全断根了。

话谈到这里，大家不禁有唏嘘之感：计划生育对我国的家庭人口简直是断子绝宗。想我仲姓一族，自春秋时期先祖仲由（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在公元前542年诞生那一天起，繁衍到今天已有将近80代人。2500年间，仲姓家族已经繁衍成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大约20-30万人。

我是子路的第75代孙。打开祖谱《仲里志》，各地仲氏族人分布情况历历在目。仲氏家族与孔氏家族都一样，都有一部传承完整的家志。孔氏家族叫《阙里志》，仲氏家族叫《仲里志》。

今天遭计划生育这一围剿，估计到2050年仲姓人士将减少数万人，2100年或者到2200年，仲姓这一小姓氏是否还能在中国存在，《仲里志》是否还有人续写已经是个大问号。所以，计划生育所影响的不仅有经济问题，也有社会和历史文化的问题。

这使我想起看唐代历史剧《贞观长歌》中的独孤家族，这是一门武将之家，后周时期赫赫有名，但到今天独孤一姓早已不见踪影。在如此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代社会，小姓氏的灭绝也是这样容易，不要说在今天如此倡导独生子女的时代了。随着计划生育继续下去，可以想象中国的许多小姓氏会迅速消失。

计划生育所产生的影响更会显现在今后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里。在那次送别堂叔的告别聚会上，我对堂婶安慰地说，今天还有这么多后代前来送别，要是等到我们这一代去世时，可能就没有今天这几十人的场面了，可能只有几个孤苦伶仃的独生子女。

由此我对大家说，中国人口红利期正在过去，迎接我们的将是一个相当冷酷老年社会。计划生育这柄双刃剑所带来的痛苦很快就将在一二十年之后显现出来。任何事情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当我们正在庆幸计划生育减少了人口负担压力时，老年社会的困苦将接踵而至。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年轻一代要承担起沉重的养老负担。

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要做绝了，不能走极端，今天看来好的事情，到将来不一定好。今天看来坏的事情，到明天看不一定坏。有一次我在网易做节目，就告诫现在的独生子女这一代，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不要认为从小娇生惯养，到大了还会有福享，这一代人的命运是小时幸福，大时辛苦。

这就是我对计划生育的评价和态度。我不会完全否定它，但也不会绝对痛斥它。这是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命运。计划生育之所以在这个国家诞生，就说明有它的存在意义。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没有能力再抚养更多的人口。5000年来的开采垦伐和生态环境资源破坏，已经使这个国家的国力消耗殆尽。人类今天对自己的残酷，正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应。
上天的意志要遏制人口，人类能不顺应吗？因此，痛斥也好，哀叹也好，我们还要看到天命。人类的意志不能违背天命，中国人必须承受天命所赋予的一切酸甜苦辣。易富贤先生是否也应该从这一角度重新思考一些问题。

如果中国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估计21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下降到12亿。可以断定，整个21世纪将是中国最痛苦的人口结构调整时期。中国人要有心理准备，迎接这场人口变化带来的经济变化、社会变化以及文化变化。

这就是我对《大国空巢》一书观点的平衡。我们应该思想得全面一些，既要积极行动，又要宽容理解。既要享受好处，也要迎接苦难。特别是我们50-60岁这一代人，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易富贤的书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谢谢易富贤先生！

仲大军， 2007年3月22日，于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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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先生是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著名思想库）主任。国内目前知名的经济观察家、社会评论家、批评家、专栏作家、政府和企业顾问。曾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编委。由于职业的关系，近年里他着力创建经济观察这一职业，根据企业和政府的需求及时做出有指导性和前瞻性的分析判断。例如,他最早写出“告别短缺经济”的文章。1997年，他发表“迎接微利时代”一文,较早地指出了中国经济的这一新特征。1998年初，仲大军根据中国行业生产的变化写出了“中国产业利润大转移”一文，对产业间利润转换的现象首先进行了描述。2000年春，当“新经济”、“网络经济”被炒得甚嚣尘上之际，仲大军撰文指出：“今后十年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土木钢铁’经济的时代”。此外他还是著名的社会评论家，每年有几百万字独立思考的文章见诸国内外报刊杂志，其主要著作有《寻找新思路》、《国民待遇启示录----二元结构下的中国》等。

[水寒]

茅于轼: 《大国空巢》序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人口对于经济的作用始终是一个谜。有人说地球上的资源有限，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地球资源所能够容纳的水平。所以人口增加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是从微观一点的层面来看却正相反。许多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像日本，香港，台湾，还有欧洲的许多国家，人口都非常密集，而人均收入又都很高。可见资源问题并没有成为制约因素。再具体到城市的层面看，大家都在争人口。十几年前我研究美国人口的流动时发现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是欣欣向荣，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是破落败坏。各个地方当局都在争人口。不但美国这样一个相对地广人稀的国家如此，连我国这个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国家也都在争人口。城市边缘的开发区最着急的是人口太稀少，不少高楼大厦虽然都卖出去了，可是真正入住的很少，人少繁荣不起来，房地产的价钱也就上不去。每有一户人家来到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过去大城市的户口控制极严，近年来情况大有改变。主管当局越来越明白，繁荣靠人口，抵制人口对自己并不有利，因此大大地放松了对户口的管制。我国农村经济的停滞和城市的发展也与人口的大规模拥向城市有关。当然，人口密集而又贫困的地方也很多，像孟加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总起来看，似乎二者没有什么确切的关系。因此人口和经济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特殊值得研究的课题。

如果从人类发展的长远历史看，人口数量在近二百年间发生了爆涨。据历史学家估计在公元零年时全球人口为2.3亿，到1820年增加到10.4亿，平均年增长率为0.08%。而近180年来人口从10.4亿增加到65亿，平均的年增长率达到了1%（最近的全球人口年增长率1975-2003间平均为1.6%; 2003-2005为1.1%），比过去的两千年加快了12倍。拿更远的史前发展看，人类从非洲走出后的六万多年才增加到两亿多，其增长速度跟蜗牛爬行差不多。现在的人类学家想方设法寻找远古时代的人类化石，但是所得非常稀少。原因是那时候的人类总数大概超不过百万，分布在全球1.33亿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起来每一百平方公里才有一个人。找起来当然不容易。这样看起来人口数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而到了上个世纪进入到了一个爆炸阶段。人口的增加远远超过了其他生物的增加。人口成了独霸地球的超级物种，把其他生物的栖息地统统都占领了，破坏了，导致其他物种的大量灭绝。现在的环境破坏和大气变暖，轮到人类自己灭绝自己的时候了。幸亏事物有自己的规律，近年来生活提高，教育普及以后人类的生育率正在迅速下降。可以预见，将来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人类太多，而是孩子太少。这一现象已经在发达国家看到。中国不久也会走上这条路。经常出国的人或许会注意到，相比之下在中国公园里很难看到小孩，在公交车上很少看到孕妇。中国的人口危机已经现出征兆。

过去以为如果人类不控制自己，照过去的轨迹发展下去，不出二三百年，因人口过剩而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结果将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舆论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控制人口，要保护环境。现在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此间发生了些什么重要的变化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件事：经济增长加速，相应的环境负担加重，还有人口的增加和增速的减慢。这三件事中国都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中国的变化相当典型地说明了全球在这个时期的变化。

易富贤先生的这本书是讨论人口的。让我们来看看，在全球总体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人口究竟处于什么状态。看了这本书我们才知道，这里存在着巨大的观点分歧。观点是政策的基础，不同的观点导致不同的政策，如果观点错误，后果将是严重的。尤其是人口政策的结果会产生几十年的持续影响。所以弄清楚我国的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是一件重大事情。

现在全球人口是65亿，其中中国占了19.5%。中国人口在全球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因为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超过中国。特别是中国每年增加的人口数在直线下降。从1988年年增1700万人降到2005年年增7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差不多60万人。这样推算到2016年中国的人口年增为零。再往后，人口增长变成负数，人口总数一年比一年减少。因此中国人口的峰值应该发生在2016年。从1988到2005的17年看，易富贤的曲线和事实拟合得相当精确，拿来推测未来11年的增长是相当可信的。（见本书图15.1）易富贤得到的结论是调整人口政策，取消对生育的控制。这一点和国家计生委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按照计生委的意见，计划生育丝毫放松不得，不但在现在的五年计划里如此，下一个五年计划还不可以放松。

我不是人口学家，对上述两种意见的是非曲直没有发言权。作为经济学家可以从经济方面做一些分析。如上所说，人口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近二百多年的人口增长确实是爆炸性的，其后果是环境和资源的不可持续性。这一点意见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够有所作为的话，我们希望人口增加，还是人口减少？或者不增不减？鉴于人口资源的矛盾，减少人口应该是合理的策略。

但是这是从很长远的发展看。从政策的角度看可能是不同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如何从人口增加变到人口减少的适应过程。变得太快社会不能适应，会遇到一代人的生活困难，造成巨大的社会痛苦。具体的问题就是人口忽然减少，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降低，导致生产下降，全社会入不敷出，经济衰败。这样的经验教训已经在不少人口减少的国家里发生过。尤其在我国，因为二十多年实施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人口发生过急刹车。将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比哪个国家都快，可能造成的问题也特别大。这一点是我国大多数人口学家都同意的。一胎化政策对当前的经济有很大的好处，降低了家庭的负担，提高了社会的储蓄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一份红利是寅吃卯粮得来的，将来老龄化社会降临时劳动力供给不足，欠帐是要归还的。

一胎化政策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严重的性别失调。根据公布的人口统计，现在0-4岁的性别比达到了1.23，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男性将会找不到老婆。性别比的失调一年比一年严重。拿每五年作一个段落，性别比依次是1.23, 1.19, 1.14, 1.08等等。可见这个问题在日趋恶化。当然，性别比失调的原因很复杂，但肯定和管制生育有关。在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之前性别比没有扭曲。

由于这些原因，继续执行严格的违反自然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是大可怀疑的。易富贤先生的这本书对当前政策提出质疑是有必要的。有这样质疑的人远不止易富贤一人，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信息流通受阻碍的环境中，这方面的意见不能充分表达。所以他的看法特别值得大家注意。

按理说，国家计生委应该对这样的意见最关心，最欢迎。可是事实上恰好是计生委不欢迎不同的意见。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是生怕自己制定的政策被不同意见干扰，得不到贯彻；更由于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的考虑。如果计划生育不需要了，国家计生委也就要解散了，自己这份官也当不下去了。相反，愈是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自己手中的权也愈大。很明显，什么样的政策对这些官员有利。这是问题的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难解决的部分。

懂得政策如何联系到官员们的个人利益，就能够解释一系列的政策偏差。类似的问题有不少。其中首先是中国的粮食问题。主管粮食的官员特意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无中生有地制造粮食危机论，迷惑老百姓，制造紧张气氛，甚至哄骗最高领导人，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其次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和冻结农用地的政策。这些政策有明显的错误，但是得以不断加强，靠的是扼杀不同意见，严格控制言论，让社会和领导只能听到他们一家之言。2007年3月1日报载国家计生委的负责人宣布要制定新的生育控制政策，对社会上的名人富人超生，要严加处罚。不但罚款（有的罚到几十万元）还要计入档案，不得参加社会各种评奖活动。这种法外加刑的做法根据何在？名人富人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为什么要仇视他们。计生委的人自己承认，名人富人超生是极个别的事，并不构成对人口控制的威胁。为什么要专门针对名人富人提出特殊政策？如果是借机敲诈勒索，就完全失去了政府应有的公正执法的原则；如果是想煽动贫富人群之间的对立情绪，破坏和谐社会，居心就更可怕了。

仇视精英是文革的做法。计生委被有文革遗风的人所控制，倒是值得担忧的。其实，对超生罚款已经是过去的做法。现在不叫罚款了。先是改称为计划外生育费，现在又改称社会扶养费。超生已经是一个中性的行为，并不认为是什么错误。这些官员曲解有关规定，把它当作打击社会精英的手段，挑拨普通群众和精英分子之间的对立，破坏社会和谐。同时又随意扩大自己手中的权限，增加自己的威风。这种出格的做法难免引起大家对计生委此种政策出发点的怀疑。

以上猜测政策因为官员们的个人利益而被扭曲，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因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是很难得到的。人家心里是怎么想的何来证据呢？但是我是研究制度理论的，懂得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再加上政策中明显的片面性，怀疑就产生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主管官员都有这种心态，但是起主要作用的负责人是难辞其咎的。官员们否认我的指责的最有力的回答就是开放反对的声音，让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有充分发表的机会。否则怎么否认也是枉然。

[水寒]

茅于轼老先生为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1929年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1985年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此后7年内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之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参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理事长，现为该所常务理事。1985年起即关系道德问题，以后作了近10年的研究和思考，1997年提出人与人的等价关系，从对等关系出发，对人权、自由主义、道德、民主等观念都可以作出更深入的解释。主要兼职如下：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我们致富》、《给你所爱的以自由》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荣获美国安东尼·费雪（AnthonyFisher）国际纪念提名奖。


王小强老师是1980年代就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老资格改革家、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博士，曾任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中国体改所常务副所长、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中宏百人团）成员、粤海（企业）集团顾问。现任中信泰富政治及经济研究部总经理，Associate Senior Research Fellow, Judg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英国剑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著有《文明冲突的背后》、《摸著石头过河：中国改革之路》﹑《产业重组时不我待》、《投機賭博新經濟》。合著有《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1986年获孙治方经济学奖）﹑《富饶的贫困》（1987年获香港电台推荐“十本好书”）﹑《香港联系汇率保卫战》﹑《三纲合一》﹑《再造中国》﹑《西部大开发方略》﹑《西部大考察实录》。王小强乌有之乡讲座：http://www.strongwind.com.hk/pdfs/HKFax/SWP-2007-05-04.pdf

[水寒]

《大国空巢》后记

我的家乡在湖南农村，小时候目睹了一些计划生育粗暴执法的事例，对计划生育产生过怀疑，但是当时认为国家的政策应该是经过充分论证的，应该是利大于弊的。由于几十年的舆论灌输，我1999年出国之前也认为国情不同，其他国家可以不实行计划生育，但中国人喜欢生孩子，应该适当限制生育。出国之后，发现华人其实是最不愿意生孩子的种族，美国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而我周围的华人都只愿意生育两个或者一个孩子（并且年轻一代只愿意生一个孩子的越来越多，有些连一个都不想生），罕有生育三个孩子的。感觉到中国的计划生育存在很多思想误区，中国单独控制人口，实际上是为全世界作出牺牲（现在看来中国计划生育其实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后面看到美国拉美裔移民的高生育率导致西班牙语的兴起，而曾经辉煌的法语却日渐没落，感觉到人口是文明的载体。2000年到2002年从人口与语言、文明的角度零星地写过一些短文，反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张贴在网上，但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2002年进入妇产科领域后，发现不育不孕是一个大问题，将成为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增加了10倍，有这么高的不育不孕率，中国现行的、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根本没有必要，从此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对此长期以来被要求“不争论”，中国人口学研究长期为计划生育服务。近几年网络掀起激烈讨论之后，计生委才改口说“学术无禁区，表达有纪律”，但是学者的研究是需要发表的（涉及到学者的晋升、基金申请），如果不能表达，还怎么研究？众所周知，在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是有潜规则的。凡是计生部门委托的课题，未经计生部门批准，课题承担者对研究结果必须严格保密，必须遵守“纪律”。有些“不听话”的学者，随时有可能被清除出局。这也是为什么计生部门的人口专家一边倒“支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之一。很多学者（并不是全部学者）养成了“学术爬蚤心理”，自我设限，缺乏思想独立，或主动或被动为现行政策辩护，常常异口同声得出相同的结论（比如都认为中国的人口上限是16亿，都认为现在中国有1.8的生育率）。这种现象在其它学科也很普遍，以至于决策层无法相信下属的汇报，温家宝总理都需要“绕道”才能获取真实情况。从整体来说，中国人口学科是不尽责的，甚至可以说是助纣为虐；但从个体来说，还有一大批有良知的学者，他们在中国人口学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开辟了一片绿洲，实属不易，他们值得尊重和感谢！

各民族传统的生育文化都是经过上千年的摸索才建立起来的。而工业革命打乱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和家庭模式，动摇了各民族生育文化的根基。欧洲和日本生育率低下，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似乎都茫然失措。韩国想提高生育率、治理出生性别比，但是生育率却不断下降，十几年耗费巨大的工程事实上却造成上百万人口的损失。由于理论上的缺陷，联合国从来没有准确预测过人口，除了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都没能成功鼓励生育。而美国的生育率能够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主要还是因为近年传统宗教信仰的回归。可以说现代人口学理论还是在婴儿阶段，还无力指导政府建立起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生育制度和文化。而中国人口学科又是建立在马尔萨斯和马寅初错误理论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并不想跟着别人的理论走。在一些专业人口学家的眼里，我的观点是异端。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和李斯等政治精英们不惜用“焚书坑儒”等手段压制民间思想，但还是不能维持政权的延续，秦二世而亡。推翻秦朝统治的不是饱学的儒生，而是“不读书”的“大老粗”刘邦和项羽。而推翻秦朝后，西汉开国君臣，绝大多数出身布衣，如：刘邦是自耕农出身，萧何是沛县的小吏，曹参是沛县的牢头禁子，王陵、陆贾是所谓“白徒”（平民），樊哙是杀狗的屠夫，周勃是为人操办丧事的吹鼓手，灌婴是一个丝织品小贩，娄敬为戍卒，所以被称为“布衣将相”。这些“低水平”的“布衣将相”奠定了中国的第一个盛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对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比如盐铁会议与本末之争就争论得相当激烈（而中国198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如此重大的决策竟然在“不争论”之中匆忙上马）。

我不是人口学科班出身，不钻进计生委和一些人口学家的理论套路，才能突破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理论封锁，透视他们精心制造的人口迷雾，反而更容易看出计划生育政策的荒谬性。

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小时候，我父亲就骂我是“十不全”，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精。但是人口的意义非常全面，研究人口恰恰需要“十不全”。我来自农村，经历了中国从农业社会逐步工业化的过程；在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亲朋，现在每周都给国内亲朋打电话，知道他们生育心理和扶养能力的转变；博士毕业后我到工业化层次最高的美国工作数年，认识了来自多种生育文化圈的朋友，特意了解各种生育文化下的生育情况，深刻体会到中华生育文化的衰败。从中国到美国，我经历了工业化的各个阶段，而工业化过程恰恰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的过程，是人类生育率降低的过程。由于研究领域与人类生育相关，掌握了一些人类生育生理和病理学知识。在明尼苏达大学药理系做博士后期间研究的是鸦片成瘾机制，因为研究毒品，从而对毒品、性解放、同性恋等社会问题感兴趣；这一年多时间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但是这段经历对于后来研究美国生育文化转型却大有裨益。基于医学专业背景，我采用了一些医学思维方式研究人口问题：用人类发展指数“诊断”生育率；用“数据手术刀”一层一层解剖中国人口迷雾；将公认（“无菌”）数据（人口普查数据）与争论（“污染”）数据（近年新增人口）隔离，“外科无菌操作”破解中国人口迷雾。根据全国多地家谱研究了易氏家族2000多年的繁衍史，对人类繁衍史和中华生育文化有了比较感性的认识。马尔萨斯32岁建立他的人口理论，但38岁结婚后却“食言”而养育三个孩子；我开始研究人口问题的时候年龄与马尔萨斯当年相仿，我以身作则，依照自己的理论而育有三个孩子，知道工业化社会普通家庭养育孩子的艰辛，切身体会到“生产力压迫人口”，也知道普通百姓养孩子的心理感受。虽然我的学术背景比较杂，但是都是研究“人”（生理、病理、药理、心理，以及人的历史），不是研究昆虫繁衍（《人口爆炸》的作者Paul Ehrlich研究昆虫），也不是研究导弹控制（宋健是将导弹控制论应用为人口控制）。我的“十不全”的“人” 的知识、“十不全”的经历对研究人口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全面”的。

海涅说过：“我相信妨碍大多数德国学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论述宗教和哲学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乏才能。我相信他们不敢把自己思维的种种结果告诉人民，是由于他们对这些结果有所顾虑。至于我，却是没有这些顾虑的，因为我不是学者，我本身是人民。我不是学者，我并不在德国七百贤人的行列里。我和广大群众站在他们的智慧宝库门口，只要那里走漏出任何一点真理，并且落到我的手上，那就行了：—我用好看的字母把它写在纸上，然后交给排字工人；他把它用铅字排出来交给印刷工人；印刷工人把它印出来，它就属于全世界了。”

我的想法也一样，我不是人口学家（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嘲笑我是“非人口学者、非人口经济学者、非人口社会学者、非环境专家”），我试图用一种平民化的语言来构建一个平民人口理论。人口问题不像其它问题，只有老百姓看得懂，才能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理论才能有效。我在网络上辛辛苦苦摆地摊多年，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尽量用通俗但不流俗的方式论述人口问题，张贴到网上，以期雅俗共赏，目前我的文章可能已经有数千万人次的网络读者。大众型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使得我的研究结果更加接近事实，我的预测一次次“不幸言中”（而国家统计局、国家计生委、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家机构这几年对中国人口的预测，都与事实相差甚远）。

一些人口学家说人口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但是面对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他们的争论却只局限于几个学者之间（似乎还只是争论是否放开二胎），就像两口子的私房话一样，上不能影响决策，下不能引导民意，宝贵的时间就这么白白流逝，而古代还有以死相争的谏臣。辛弃疾感叹：“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一个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扩大影响，还不如农民的种树书有用。因此我利用一切途径宣传我的观点（有时借用“炒作”的标题）。作为一个民间人士，质疑的是基本国策，面对的是权力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在那里专职造谣，并且掌握影响决策的渠道，其影响力远非我们民间人士可比），没有掌握主流媒体，只是在网络论坛上摆地摊（还得看“工商”和“城管”的眼色），不吆喝几句是没有人关注的。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反对者不乏其人（我谈不上先知先觉），出现了不少“超生游击队” （其中部分人以生命为代价）。但是全面而系统化地从理论角度反思中国人口政策，我可以算是第一人。最开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对，现在网络民意基本逆转，已经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组成了不少“人口学网络游击队”，网络地摊已经变成连锁店了。人口学的开明学者也认为我们在网上的宣传给人口学讨论带来了一股春风，改变了人口学讨论气氛。

计生委对网络反思计划生育的观点不但不主动吸纳，反而利用自己特权压制网络观点，并对我进行报复。独生子女总设计师宋健1980年预测中国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老年化问题，但是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社会。明明预测是错误的，但是现在人口学界却说老年化不可怕，是“中国的福音”，是“为富先老”。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是担心人口过度增长，现在看来即便停止计划生育都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但是人口学界却说就是要减少人口，要将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5亿、3亿。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是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的，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置中华民族持续发展于不顾，他们将“计划生育委员会”改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知道“计生委”是不能长期生存的，为自己留下“人口”后路），就是不愿意调整人口政策。2004年成立国家人口战略组，我曾经对这个战略组抱有幻想，我只是委婉地提出“计划生育要适可而止”，并违心地“奉承”过战略组领导，希望他们以此为台阶，主动提出人口政策调整建议，但是由于贪得无厌，这次战略研究报告变成了为计划生育的辩护报告（其实非常拙劣），再次延误人口政策调整时机。可以说计划生育是始于草率，行于暴力，终于搪塞和掩饰。计划生育是“空前”（彻底否定传统生育文化）“绝后”（减少后代）。
　　
有人说我的观点太尖锐，让人受不了。其实我向来与人为善，只是人命关天，人口问题事关国运，怎可漠视？每延误一年，就多损失数百万人命。要是我也畏畏缩缩，那么也会形成“爬蚤”心理。我不敢保证我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主要观点是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的。

虽然人口的正面意义远远大于负面意义，但是由于人口的负面影响是急性的、直接的、局部的、每个老百姓都能感受得到的，而正面影响却是慢性的、间接的、宏观的（人口不是灵丹妙药，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只是经济发展中很多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口学永远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从夏商周时期到清朝初年中国人口一直波动在数千万的水平，但是包括韩非子、徐光启等“有识之士”都抱怨人口太多。在1800年到1950年期间，其他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而中国人口的增长却非常缓慢，仅仅是从4亿增加到5.5亿，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差不多一半，但是汪士铎、陶行知、马寅初等知识精英还是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即便今后证明我的主要观点都是正确的，相信仍然会有不少人反对我的观点。

这几年我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人口研究上（说明：工作时间还是尽责的），周末、节假日常常通宵达旦，对个人和家庭利益都有影响，但是良心使我欲罢不能。我特别要感谢我太太对我全方面的支持（包括生育三个孩子）。不断收到一些海外网友的邮件，他们在我的理论的影响下多生育了一两个孩子（我周围就有好些华人家庭和美国人家庭因为我的理论而多生育孩子），国内也有不少人因为我的理论而准备“超生”。看到网友发来的孩子可爱的相片，让我感到我的理论还是有意义的，我牺牲了个人利益，但是换来了很多生命，并且这些生命将世代相传。

以下是我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历程。

由于讨论计划生育的文章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论坛上出现，我最开始只能在海外论坛打游击，遭到网友一面倒的反对，骂声一片，文章不能收入精华文库，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的宣传、辩论，海外论坛的舆论开始逆转，2003年底文章被收入精华区（天下论坛精华区收录我关于计划生育的第一篇文章是2003年11月上贴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可而止》，其实这篇文章早在此前几个月就已经完成），万维网的天下论坛和多维新闻网是我在海外宣传的主要阵地。我关于计划生育的文章“登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网站是人民网强国论坛（强国论坛1999年刚建立的时候我就注册了），我一直尝试将反思计划生育的文章发到强国论坛，但文章一直未被放出来，2003年中期强国论坛开始零星地“漏放出”我的一些文章，最开始也是反对一片，但舆论逐渐逆转，成为国内群众基础最好的论坛。2004年初在大陆的主阵地还是强国论坛，主要是宣传我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可而止”系列文章，但是其他论坛开始转载我在强国论坛的文章，我自己也在国家计生委的人口信息网上帖文章（但是2005年之后人口信息网禁止我发文章，并在2006年后将过去的文章大多被删除，只在精华区保留了2004年5月15日上贴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可而止(修正稿) 》）。

2004年7月完成《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又名《计划生育何去何从，攸关中国持续发展》）一文，这篇文章被海内外很多中文网站转载（7月开始在新华网被讨论数月，近两万点击率），并被修改、浓缩后以《计划生育政策攸关中国持续发展》（里面有一处笔误：将“生育率”说成“出生率”）为题发表在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10月15日118期)。该文算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民间反思计划生育思潮的兴起。

2004年7月之后扩大在中国大陆网络论坛的宣传力度，2004年7月29日以“水寒”为笔名在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注册，大多数文章被置顶推荐，得到广大法律工作者一面倒的支持。

2004年8月4日以“中山水寒”为笔名在天涯注册，讨论比较激烈，最开始反对者居多，大量文章被删，2006年之后情况才有改观。

2004年8月28日网友帮我以“水寒中山王”为笔名在新华网发展论坛注册（后面又注册“中山水寒”），此后发展论坛成为主要宣传和辐射阵地，多篇文章点击率达到4、5万，有一篇文章点击率达到15万（在新华网很罕见）；但是在2006年11月30日中央召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会议之后，我的两个笔名被封，2006年12月17日重新注册“中山水寒”。

2004年10月1日以“中山水寒”为笔名在凯迪注册，此后凯迪的猫眼看人论坛成为又一个主要宣传和辐射阵地（还是有大量文章被删），上10万点击率的有好几篇，单篇文章最高点击率近20万。在猫眼看人论坛上与李小平教授进行了长期辩论。但是2006年6月凯迪封了我的ID，引起多位网友抗议，值班编辑解释说：“与编辑无关，确实”。此后网友仍然偶尔可以转发我的文章到凯迪。

2004年10月10日以水寒为笔名在中国改革论坛注册，后并被邀请为网络专家。

从点击率角度看，网易效果最好，单篇文章点击率超过130万，点击率上50万的文章有好几篇。

此外还在其他一些论坛注册宣传。

2004年9月12日接受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上海站记者采访，2004年10月19日接受《了望东方周刊》北京站记者采访。但是该周刊最终没有刊发我的文章。后面将《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总结文章给两位记者，委托他们转交有关部门。

2004年9月29日、10月3日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刊发我6篇文章，并将我列为特约研究员。仲大军先生并将我的《老有所养，谁来养?》推荐发表在2004年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该文被“网易财经”评为2004年11月份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光“网易财经”一个月浏览量就超过80万。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此后，大军中心刊发我了几十篇文章。

2004年10月24日受邀在人民网主持节目讨论计划生育政策。

2004年10月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开始发表我的文章，11月16日刊发我的9万字的总结文章《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后将题目改成《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该文被广为转载（比如2004年11月22日的《中国报道》周刊全文转载），并于2005年2月23日被《新华报业网》收录为“精粹”。2004年11月16日《光明观察》给我创立个人文集（《光明观察》的文章本身点击率并不高，但是由于“官方”性质，辐射性好），从此成为我的文章的主要辐射地，多篇文章被数千、上万网络媒体（包括网易、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国际在线等官方媒体）和论坛转载。可惜光明网服务器在2006年7月遭到损坏，《光明观察》过去的文章无法恢复，8月份之后重新上载了部分老文章。

2004年11月 27日收到中国人口学会会刊《人口研究》副主编来函，说是很多人告诉他关于我在网上刊发的文章，他对我的文章很感兴趣，希望我将文章送交给他，他将在人口学界进行一些辩论。但是后面没有反馈意见。

从2004年11月起，定期将我的文章送交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组。

2004年12月5日，在美华学社（Society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ors & Scientists）芝加哥分会成立会上，我报告了了我的人口观点，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官员听取了我的汇报，并答应将我的九万字的总结文章送交中国有关部门。

近年每年都与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系，2005年委托全国人大代表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对计生委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

美华学社首届国际学术大会于2005年4月23-24日在芝加哥举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为大会发来贺电，美国农业部华裔副部长Joseph Jen博士、198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Leon M.Lederman博士、中国驻芝加哥副总领事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我在会上介绍了我的观点，很多教授对我的观点感到shocked（震惊）。接受中国之星电视台的采访。中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一位成员出席了该次会议，听取了我的介绍，并拿走了我的幻灯片。

2005年3月解放日报的《新闻晚报》刊发我的文章《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个流传很广的谎言》。

2006年10月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会刊《社会科学论坛》刊发我的文章《中国：人口过多？人均资源不足?》。

2006年旅美科协的会刊《海外学人》分两期刊发了我两篇人口数据分析文章。

2006年以来，先后接受人民日报《国际金融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北京晨报、新青年权衡杂志等媒体的采访。国家发改委的《改革内参》、国家税务总局的《香港传真》、北京大学的《研究报告》等几家内参发表或连载我的文章。美国、英国、法国的一些媒体也在关注我的观点。

总体来说，中国民间论坛比较谨慎，很多帖子不敢放行。我将文章先在《光明观察》发表或者在强国论坛、发展论坛、法治论坛这些官方论坛贴出，将网站保存，转贴到其他论坛，其他论坛看到是来自官方网站和论坛，也就能够“网开一面”，网络媒体慢慢被打开。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即便是网络媒体所有松动，讨论还是有底线的，但是这个底线需要人来突破。这几年我们就是一再改变这个底线。我对《光明观察》说，我凭良心写作，您们根据规则决定是否放行。因此我的很多文章不能在《光明观察》刊发，甚至我的博客文章都被删除很多篇。我不能过于屈就于规则，不能过于“折衷”，否则就象主流人口学家一样形成爬蚤心理，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观点“中和”下，等于人口政策还得坚持不动摇。经过我们的坚持“脱敏”，2004年的禁忌话题，2006年变成了公开话题，宣传空间被不断拓宽。

中国很多事情可以自下而上，从地方媒体开始。但是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地方媒体还没有这个胆量，只能是从上而下。南方报业集团以“敢言”而著称，但是在计划生育方面却反而不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刊物。从媒体关于人口政策讨论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看，近年中国网络媒体能够宽容反对计划生育的观点，主要是得益于决策层的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由于发展思路的转变，人口问题讨论空间才得以放宽，才能在网络媒体形成反思计划生育的思潮。真理越辩越明，如果像以前那样 “不争论”，少数几位学者可以“挟国策以令全国”，那么中国人口问题永远是迷雾。

可以说沐浴了“以人为本”的春风和网络的雨露，才有《大国空巢》的诞生。如果将《大国空巢》比作一棵树的话，那么2000年到2002年算是准备土壤、萌芽阶段，2003年是幼苗时期，2004年是开花、结果时期，2006年是收获阶段（书稿完成于2006年底，2007年只是进行一些校稿）。希望能够突破阻力，尽快上“餐桌”。

我的研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网友的鼓励和支持。感谢王小强先生将我的多篇文章刊发在《香港传真》，并鼓励、支持我将近几年观点系统化整理此书在大风出版社出版；感谢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仲大军先生多年的支持；感谢《光明观察》传播我的观点。感谢茅于轼、血健轩辕（网名）、杨支柱（杨支柱先生1998年在其《计划生育与法治》中就认为强制计划生育无法律依据）、梁中堂（梁中堂先生从1980年开始就反对宋健的独生子女政策，他在山西翼城县的“二胎”试点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个孤岛）、曹观法、李寒秋等社会贤达人士的支持。感谢王鑫海、如风两位网友帮忙校稿，并提出很多修改意见。

尤其要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反思计划生育才能形成思潮。其中何亚福先生2004年9月19日与我联系（他在2003年写过《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在减少》，与我算是殊途同归），之后我们并肩作战，活跃在各个网站，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写了大量文章，破解人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思想误区。防风（黄华斌）分析人口数据，质疑计生委的生育率数据。王鑫海探讨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并将有专著出版。舟木从资源角度、阿蚌从基层干部的角度质疑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加拿大的张雷是我早期在海外论坛的支持者，给我提了很多建议。Henanyanling从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等多个角度质疑计划生育。徐胜，自自强，水寒火热，韦东生（嘉恒），Kulturo， xiaoyu61611，杜杨，马典（攀枝花）,李雷（石家庄）, wuyannian1，陈开斌，王岩，王建霞，王心明，胡国鑫，汉博士，江南有丹柚，bin1997kk等网友活跃在各网站，进行了大量的宣传。Xiangjiang Ma，Wei Zhao，Hua Li，Julian Qian、仰天长啸等大量北美网友除了对我表示支持、声援外，有些还以身作则，响应我的理论多生育一两个孩子。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计划生育，活跃在各个网站，呼吁调整人口政策，如新华网：心软，冇钱买表，无弃人，刘老太爷，常山赵子龙之剑，家庭计划，有点热血，新华呢佳，看刀耕火种，人口如棋，whymay等；法治论坛：高手寂寞，wczh，吾思吾行，fanguozhi，童光灿，淼城人，tiefa7559，天涯芳草等众多网友；凯迪社区：爱看美女，murki，喧寂斋，llll8888001，西岸听海，MATRIX，小米的步枪，国家栋梁，yide1，两个小乖乖，骆驼祥子，陈剑平，郑幼容，陈雨弘，蔡正强（浙江海宁），徐晓黎，千里烟云，等；人民网：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崔树桢，徐二峨，舣洋，远山飞云等；中国改革论坛：jifengwang，大思想家，zhongwei等；天涯社区：fesel，快乐的声音，孙聚民，LegendX，天为人纲，来往变常，adamwang2006，国人002，重新来过不，阿飞和他的女人，秋燕饵，以道佐人，文辰水，岳扩旺，隆后，fslzy，cpeiying，黎光寿,熊志明，高阳裔，a12b12，retinoscopy，你要查找的ID，永兴屯，无愁天子，我行你素，gavinchris2004，华夏之痛，ithind，灌水拍砖,七下八上，佚名过客，简单虫子，gulumufox7，海角老狼, 虾之小者等；网易：zhangqingk，南山，xyzxyz-007，qqwweerr1997，grubnow，陈祯清，张玉武，杨汝辉，刘武平，1juexing等；天益：我是天龙、韩定宏等。注：排名不分先后。

呼吁调整人口政策的网友和社会贤达很多，很多网友给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难以一一列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暂时也不便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孔子曰：“礼失求诸野”。现在中国的主流人口学家们基本上已经无“礼”可言，人口问题一团迷雾；国家不妨“求诸野”，听听我们这些草根的看法。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风萧萧兮易水寒，计划生育一去不复返！

[水寒]

感谢法治论坛版主和广大网友多年的支持，如：超级用户、NI5、办私厅厅长、　ABC1、你是阿呆、钉子户、喝大公司司长、猪战于野，其血玄黄、王贤芳、太白金星、双重作用、了然真人、天鉴在此、农伯、我不懂、喜玛拉雅、木马、伟林、 gr667、誓死捍卫尊严、abcnm、apa、戴子平、理震天

[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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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7-09/15/content_671576.htm

腾讯网(评论375条 ): http://view.news.qq.com/a/20070918/000003.htm

养老不靠政府靠谁？

易富贤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2007-09-15

　2007年9月13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北京CBD国际论坛上谈到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仅靠政府买社会保险，远远不能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养老保障。西方经验证明，政府大包大揽是不可持续的。紧接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王宪章就推销商业养老，他说： “商业养老保险在我国有很大发展前景。”（龙永图:中国养老问题不能全指望政府. 中国青年报. 2007年9月13日）。

龙永图关于“养老不能全靠政府”的高论一出，立即引来不少质疑之声。龙永图受到指责的原因是人们对政府养老充满期望。长期以来，计生委的宣传是：“只生一个好，老政府给养老”，现在国家计生委还在农村实行少生奖，给60岁以上独生子女家庭老人发放养老金（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在1980年开始实施，1980年代的独生子女父母还没有到60岁，现在享受养老金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还是1940年代出生的人口，人数还微乎其微，政府还有能力做到“少生奖”），诱导人们少生。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前不久还说养老不是问题，只要调整一下养老制度就是。不但城市人口指望政府养老，农村人口也误以为政府能养老了。而龙永图打破了人们的这种美好的幻想，揭穿了一个弥天大谎，点破了一个事实：不能指望政府养老。

1980年根据宋健、田雪原等人花费不到两个月时间完成的“人口控制论”，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宋健和田雪原当时预测独生子女政策“在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高龄化问题”。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说：“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

然而1999年中国就进入老年化社会。根据上面《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13日的这篇报道：“目前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了1.43亿人。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基本上是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而我国2006年人均GDP仅有2000美元左右”。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2005年说：“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 （项怀诚警示养老金缺口 未来缺口高达9.15万亿元. 新华网.2005-10-23.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0/...3671441.htm）。

中国现在60岁以上老年人只有1.43亿人，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９亿多劳动力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即便如此，现在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陈春艳,李蕾.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 人民网. 2006年02月22日http://life.people.com.cn/GB/1089/4131213.html）。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达到4亿（由于计划生育所引起孩子数太少和城市化的进程，这些老人都得指望政府养老），而劳动人口却大为减少，政府养老怎么指望的上？龙永图只是提前敲响了警钟，人们应该提前防范才是。

龙永图认为：西方经验证明，政府大包大揽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西方都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当初建立养老金的时候都是高生育率，能够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和商业养老制度，家庭人口结构合理，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也健全，使得老有所养。但是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商业养老制度和家庭养老都面临危机。美国的人口结构是发达国家最好的（美国生育率还有2.09），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但是依照目前的运作方式，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到了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中国以前没有social security，但是有family security，父母向下一代投资，再让下一代回哺父母，使得养老等福利大项在自己家庭内就可以解决，并且建立了一整套“孝文化”（历届统治者并通过法律强化之），能够保证父母的投资有回报，减少了国家在这方面的压力。照顾老人是需要非常多年轻劳动力的，不是钱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老人不是大棚里的蔬菜和车间里的零件，是没有办法“自动化”照顾的。但中国现在只计划生育，却不计划养老，计划生育政策打断了这条中国家庭传统的内部资金链，使得家庭人口结构畸形，family security彻底破坏（一方面是下一代人数不够，另一方面是孝文化已经没有约束力），social security又无法建立。养老不靠政府，靠谁？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王宪章推销商业养老。但政府都指望不上，还指望的上商业养老？缴纳了几十年来商业养老费，等到需要领养老金的时候，保险公司已经破产关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初期，政府鼓励集体化，在统一食堂里吃饭比自己家里还要好，有这么好事情，都一窝蜂加入集体化，结果出现大的饥荒。三十年前进入国营企业意味着铁饭碗，但是现在国营企业却成了“下岗”的代名词。

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这是经济学规律。因此通过人口代际来维持的养老是有效的和最可靠的。其实无论是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还是商业养老，都是代际之间的投资，都得依赖合理的人口结构。这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当后继乏人无人击鼓时，手捧鲜花（养老金保险单）的几亿中国老人将面临无人养老的绝境。

中国目前资本收入奇高，很多人以为今后靠积蓄可以养老。今后资本收入必然降低，劳动收入必然提高，以前积蓄10万元请保姆，每月500元可以请17年；今后劳动力工资增加，假设每月需要2000元，10万元积蓄只能请4年保姆。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这是经济学规律，想靠积蓄养老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人指望今后靠房租养老。但要知道，现在城市租房市场兴隆，是因为现在是城市化加速时期，大量人口涌入，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的兴隆；今后城市化达到一定规模，人们买房子后，对租房的需求降低。人口结构也决定了今后租房市场不可能旺盛。现在很多老人有房子，他们去世后，他们孩子将这些房子推向市场，将改变供求关系。并且今后对住房的要求提高，现在的房子可能跟不上今后的时代要求，租不出去。比如现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的房屋就没人住，欧洲一些小城市的房子租不出去。1980年代农村土地宝贵，租种土地还得交纳地租，一些农民指望靠土地养老，但是现在农村人口减少，大量年轻人进城，耕地免费让人种都没有人愿意种。

既然养老不能靠政府，商业养老更不可靠，那么只能指望自己的孩子了。但是孩子数又太少，难以指望的上。那么总得有条生路吧，总不能逼着数亿老人造反吧。西汉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就提出一旦社会保障出现问题，“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政治未毕通也”。西汉时期“有勇力者”才有能力“衡击”，现在不一样了，弱势群体一样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的破坏：石家庄残疾人连炸数楼；马加爵连杀四人……。今后数亿老年弱势群体（现在的青壮年）要是不能得到适当的安置，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不容小看，因为他们连死都不怕了。

如果政府不能养老，就应该将事实告诉大家，并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放大家一条生路。因此现在当务之急是停止计划生育。三四十岁的人再生个孩子。四十五岁以上的虽然没有生育能力，但是鼓励你们的儿女多生几个孩子，等到你们六七十岁的时候，孙子孙女长大成人，协助他们的父母帮你们养老。人口结构改善之后，还能勉强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制度，你们还能拿点养老金。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你们还能够勉强安享晚年。

[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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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确实是因为计划生育

易富贤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7-7-10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5077

联合国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7：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波动在105-106，但自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 ，1988年突破110，1997年突破120。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出生性别比是1.23。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达127，意味着光是因为性别比同龄127个男人将有27人打光棍，加上其他原因（比如经济发展后，部分女性也选择单身），打光棍的男人比例将接近30%。2007年07月06日人民日报《中国男女人数相差3700万社会问题凸现》指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搜狐网站对该则新闻进行投票，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是因为计划生育。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但是“治疗”之前首先必须“诊断”准确，“诊断”明确后就应该对症下药，否则会延误“病情”。因此现在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不能继续忌病讳医。

中国传统上也曾有溺杀女婴的现象，但是那是在古代那种艰难的生存环境下，没有避孕措施，少数家庭生育七八个、十几个孩子，实在无法养活，既溺杀男婴，也溺杀女婴，由于女孩对家庭贡献小（父母几乎没有从女儿那里得到回报），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下，溺杀女婴相对多一些。但是孩子毕竟是自己骨肉，只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不会溺杀女婴。中国在1980年之前生活水平还不高，但是已经足以养活五六个孩子了，也就没有出现溺杀女婴现象，性别比正常。

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要是一个国家的主流家庭不愿意生或者养不起三个孩子，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现在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都很宝贝（并且还有“穷养儿子富养女”、“养儿如养草，养女如养花”的说法，养育女儿更加精心），还有几个家庭真正歧视女儿？只是对于儿子和女儿的希望不一样（除了期望儿子能够延续家族外，其他并无歧视）。 只有一个孩子话，偏爱男孩的为多；但是有两个孩子的话，大多数还是喜欢一女一子（合一个“好”字） ，而不是两个儿子。现在“超生”的人大多数也只有生育两三个孩子的愿望，要是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他们会选择性别、溺杀女婴吗？

现在舆论宣传说想生儿子就是思想落后。难道想生女孩就是思想先进？想吃白菜是落后，想吃萝卜的就是先进？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本来萝卜白菜都能兼有，鱼和熊掌都能兼得，但是计生委只让拿一样，这就导致了人工选择性别。

中国父系姓氏至少有两三千年历史，欧洲国家只有数百年历史（欧美国家妇女现在结婚后仍然改随夫姓，一个家庭只有一个family name；很多美国人对于中国大陆来的妇女婚后不改姓、一个家庭出现两个family name 感到奇怪），延续数千年历史的姓氏意义非常深远，岂能用“落后”二字来形容？

现在希望生男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分配制度只倾向物质再生产而忽略人口再生产，而男孩在物质再生产方面有竞争优势，显得“贡献大”，父母有成就感。白菜没有放盐，而萝卜却佐料齐全，人们当然愿意吃萝卜。农村得指望儿子养老。因此现在偏爱男孩，更主要是由于现实利益诱导。如果光是延续香火的话，那么只有父亲更偏爱男孩，但是现实上很多母亲也偏爱男孩。要是在分配上将人口再生产当成生产对待，女性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爱，使得杨家上下都得到了荣华富贵，时有传言：“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唐朝统治者黩武开边，看到繁重的兵役负担和边庭血流成河、白骨蔽野的惨境，杜甫在《兵车行》中感叹“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现在由于性别比失衡，儿子找不到老婆，父母也感叹“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光棍难终老”了）。可见现实利益是很重要的。

计生委多次否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调有直接的关系。计生委以韩国为例，韩国并没有推行计划生育，其出生性别比在1988年达到114， 1990年达到116.5。计生委说印度也存在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那我们先“诊断”一下韩国和印度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病情”。

韩国是中华文化圈国家，父系姓氏有差不多两千年历史，有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

生一胎没儿子比例1/2，生两胎没儿子比例1/4，生三胎没儿子比例1/8，生四胎没儿子比例1/16……。1970年代韩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生育3.6个孩子，扣除不生育妇女，意味着绝大多数家庭养育4个以上孩子，绝大多数家庭都有男孩，没有必要人工选择性别，出生性别比正常。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养育成本增高，韩国生育率不断下降，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从1970年的4.53个下降到1980年的2.83个，1985 年的1.67个，再下降到1990年的1.59个。1980年代出生人口性别比也持续攀升，1990年代达到高峰1.165。究其原因就是在畸形分配制度挤压下，抚养成本太高，生育意愿下降，只能养育1.6个孩子，要是自然生育的话，将会有相当部分家庭没有儿子，而在男孩偏好的传统思想下，借助B超等方法，人工选择性别。抚养成本的提高，导致二孩和三孩的人数减少，为了提高生男孩的“效率”，二、三孩的出生性别比也增加，韩国总体出生性别比以及一孩、二孩、三孩的出生性别比分别从1985年的109.4 、106.0、107.8、129.2增加到1990年的116.5、108.5、117.0、188.8。从中可见，即便在1990年，一孩出生性别比还是相对正常。就是说低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一对孪生兄弟，是抚养成本增高的一个指标。

但是中国与韩国、印度在出生性别比失衡方面并没有可比性：

1、韩国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在1980年代之后，尤其是在 1985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78）之后才严重，出生性别比从1985年的109不断上升。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同步，1980年代就出问题， 1990年就高达111，而中国2000年社会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为0.728）还只相当于韩国1978年的水平，韩国1978年出生性别比是正常的。就是说，虽然随着社会发展，抚养成本增高会引起中华文化圈国家出生性别比失衡，但是中国 2000年之前的社会发展水平还达不到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程度。

2、中国1949年之后妇女就“解放”了，妇女已经顶了半个世纪的“半边天”了，而韩国妇女现在才开始“解放”，印度妇女还没有“解放”。印度养女儿从经济角度等于“白赔”，一方面女儿不帮父母养老，并且女儿出嫁的时候还要倒赔巨额嫁妆；而中国女儿现在正逐渐成为养老的主力，而结婚时男方父母出钱多 （中国古代还通过彩礼部分地偿还培养女儿的成本）。 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说"印度（出生性别比）非常严重 "。 从绝对数量来看，似乎中国的与印度今后光棍数量相差不大，但是考虑到出生人口基数，印度的性别失衡问题远没有中国严重。印度近年每年出生2450万左右，中国只出生1200多万，印度出生性别比只有 110左右（比正常只多出5个百分点），而中国却高达123-127（比正常多出18-22个百分点）。

3 、韩国是一个以男性为社会主体的国家。韩国多年来一直实行严格的父系联合家庭体系。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父系联合家庭体系在当代韩国社会变得日益松散，但不同社会性别在生存和发展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长子继承制，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结婚以后的任务是生儿育女当家庭主妇、男性从来不干家务，甚至招待客人女性不能与男性同桌吃饭等现象还较普遍地存在着。

4 、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占男性的86%（韩国为71%，印度为50%），在所有165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7 ；国会议员女性比率中国为20.2%（韩国为13.0%），在所有参评的16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45位；中国女性收入相对男性的比例为66%（韩国为48% ，印度为38%），在所有参评的15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23位。就是说中国妇女的地位不但高于韩国和印度，在全世界也是位居前几位。

5 、在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等生育政策相对宽松（二胎加间隔）的地区都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比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性别比，全国0岁为117.8（翼城为106.1），1-4岁平均为120.9（翼城为102.7），5-9岁为115.5（翼城为101.5）。

因此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家庭至少有15%的不育，都允许生两个孩子并且都生两个，然后没有儿子的可以继续/也都生下去（有几个愿意继续生下去的？），直到10胎为止（中国妇女十几岁结婚的话，一辈子现实极限生育能力平均也只有6、7个孩子左右，不可能平均生10个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9，还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要是都允许生儿子，还有必要人工选择性别吗？

由于计生委忌病讳医，拒绝承认是计划生育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拒绝人口政策的调整。近年在治理性别比方面投入很大，但是由于治标不治本，出生性别比 不但不降低，反而不断攀升。

中国 2000年生一胎的性比别为107.1，生两胎的性比别为151.9，生三胎的性比别达159.4。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一些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因此得出结论：放开二胎不但不会缓解出生性别比畸形，反而会增加出生性别比畸形。真的如此吗？现在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原因是计划生育限制生育。本来那些偏爱男孩的可以通过多一、两个来实现（每次都有 50%的可能是男孩），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罚款和其他惩罚以及养育成本的提高，使得“超生”非常昂贵。并且随着胎次的增加，罚款数额也增加。这就使得偏爱男孩的“超生”者必须提高“效率”。要是没有计划生育的罚款和惩罚，人们完全可以用这个成本多养育一两个孩子。

中国2006年社会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为0.78）相当于韩国1985年的水平，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现在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在1.7左右，另外也意味着中国除了计划生育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外，今后还将会因为抚养成本过高而加重性别比失衡，如不及时治理将会日益严重。

这里就出现一个悖论：要是中国性别比过高是因为计划生育的话，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要是不是因为计划生育，而因为抚养成本过高，那么中国性别比高于韩国1990年的水平，停止计划生育之后生育率应该低于韩国的1990年的1.59，现在也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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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养,谁来养?

易富贤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7-2-9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3417

初稿2004年发表于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第42期(总第275期)：http://www.zgjjzk.cn/document/2004/200442/cz01.htm，被“网易财经”评为2004年11月份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

老有所养对社会的稳定非常重要，对个人更为重要，社会养老更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很多人指望能通过建立西方国家现在这样的养老制度来解决养老问题。事实上西方的养老制度不过是变相的“养儿防老”，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大家来养小孩，今后一起享受养老金。西方国家通过纳税用于小孩的养育：全面12年国家义务教育，贫穷家庭还可以得到食品等补助。单身人口和无子女家庭得缴纳很高的税，多子女的家庭不但能拿回所有的税，还能得到额外的优惠。

不要以为交了养老保险就一定能够拿回来，要是人口结构合理，是没问题，但下一代人口过少，保险公司就得破产。这是一个“击鼓传花”游戏，当后继乏人无人击鼓时，手捧鲜花（养老金保险单）的几亿中国老人将面临无人养老的绝境。

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的，西方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都是高生育率但人均寿命不高。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当时的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制定和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美国开始实行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被称赞为美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罗斯福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由于生育率一直比较高（美国到1960年每个妇女生育孩子数还接近4个），而当时寿命不长（194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61.4岁；女性65.7岁），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笔资金有朝一日会消耗殆尽。在1950年时，平均每16个工作人口支持1个退休人口，而2004年底，每3.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而且20年后，将是每2.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200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74.4岁；女性79.5岁。其中，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2.4%，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它们与1930年的5.4%相比，已是相去甚远。由于人口结构改变，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社保难以为继，社保缴纳金额也不断提高。1937年雇主和雇员双方合缴雇员工资的2%作为社保税，随后这一比例由于“现收现付”的需要而被不断提高，1990年，这一比例提高至15.3%。1978年前，由于就业压力，美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强制退休（就像中国现在这样），但1978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强迫老人在70岁前退休是非法的。到1986年，除了针对飞行员等特殊职业，强制退休制被废弃了。美国目前没有法定退休年龄，何时退休全看个人买的是哪种养老保险。最近二十几年来，将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至67岁（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005年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9岁），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则鼓励人们推迟实际退休年龄，阻止提前退休。一直憧憬安享退休生活的老人们近年大多遭遇残酷的股市打击，存储的养老金一落千丈。追踪互惠基金投资状况的Lipper公司估计，投资互惠基金的退休人士，过去两年每人至少平均损失25%的投资。《华尔街日报》估计，在这期间退休人士蒙受的损失将近6780亿美元。霎时间，他们发现面前需要缴付的账单变得越来越不轻松。美国退休人士协会说，2005年该会接到退休人士的求助电话和书信，增加两倍。许多人开始考虑延缓退休，以解决家庭经济危机。据美国退休人协会表示，目前年龄超过60岁的退休人口约4500万，其中46%的老人，由于经济原因必须在退休后仍继续工作（包括半工在内）。有不少重新就业的老人却面对雇主的排斥。平等机会就业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因年龄太大而受到歧视的案例，从1999年的1万4141宗增加至2000年的1万6008宗。

但是即便如此，社保仍然面临危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称：“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宣布破产，谁都拿不到钱；二是如果动作太慢，我们这一代人为承担社会保障义务而承受压力，就会减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顾孩子的能力。” 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指出：“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直到最近几年，发达国家的社保问题才露出冰山一角，因为欧美和日本虽然目前生育率都低，但只是这一二十年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后的小孩还没有成为主体劳动力)，现在的劳动人口(还是以前高生育率时候生的)仍然足以维持养老金制度，但现在的劳动人口到老的时候却不能拿回养老金，因为下一代人不够。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不愿意缴纳养老金，例如日本就是这样。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西方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健康，有工作能力。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养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是拒付养老金的表现形式之一。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中国中间年龄将在2025年达到39岁(这还是以官方公布的“修正”之后的乐观的生育率预测的，实际上将超过39岁)，超过美国，然后加速老化，就是说美国社保制度建立近100年后中间年龄才提高到39岁，而中国进入老年化后26年中间年龄就提高到39岁，可见中国老年化来势之凶猛。

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在为老龄化忧心忡忡、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的时候，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和世界的福音”，并建议日本应该和中国一样，人口至少朝着减半的方向努力。国家计生委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马瀛通研究员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为富先老”，是开创“未富先老”到“先老后富”的捷径。

李小平对自己的理论似乎并没有信心，他在《老来怎么办？》一诗中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无路我就跳大江。反正早晚是一死，人生不过梦一场”。他建议安乐死立法。

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好的。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美国生育率还有2.09（欧洲只有1.47，日本不到1.3），还有改革余地（比如适当提高退休的年龄，增加扣除工资的百分比，给多孩子家庭返税来确保生育率不下滑）。日本和欧洲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已经建立了社保制度。中国1999年进入老年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千美元，社会养老制度还在探索阶段，可谓穿着夏衣骤然进入老年化社会的严冬。并且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岁。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social security)，另一方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家庭结构，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统。如何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要到2042年才破产。布什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改革了。布什指出，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美国必须勇敢地落实。布什总统的支持者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伦说：“我明白，面对社会保障这样的难题，你可能更愿意把它留给下届国会，或是下一代人去解决，但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要是光为了暂时的名望和下届共和党的选举的话，布什总统完全可以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但这毕竟关系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并不是真实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要是没有数亿农民工的贡献，城市社保立刻崩溃），现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即便如此，现在的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

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和城市化的进展，这些老年人都得依赖社保养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警示，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养老金毕竟只是一堆纸，要是有合理的人口结构，缺口再大也没问题，没有养老金的话靠子女养老也没有大问题，但关键是今后年轻人数倍减少（1970年前后每年出生2500万以上，1980年代后期每年也出生2400万，但是现在每年只出生1200万左右，随着工业化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今后每年出生人口会更少）。养老金缺口肯定比现在的法国和日本要大，中国将被迫不断提高退休年龄，现在的年轻人到75岁也难以拿到养老金，而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到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只有75-77岁的水平，这意味着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而在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年轻人？六七十岁的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在目前这种生育率和生育愿望的前提下，存钱不如存人！多养育一个孩子等于买一份最好的养老保险。

由于全国劳动力支撑着城市养老制度，城市老年人个人少了后顾之忧，现在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而他们的子女可能还没有老年人收入高，在有些家庭出现白发人养黑发人现象，出现了所谓的“啃老族”，给人一种“不要靠年轻人养”的假象。有人因此得出养小孩没有用的结论，现在有人不愿生育小孩了。其实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一方面不想承担抚育小孩的责任(而那些养育小孩的母亲因为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在养育小孩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够的工龄和社会安全税的点数)，一方面又想将现在的财富长期保值甚至升值(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们其实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从个人角度看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可以实现，因为个体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系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利用社会分配制度，从外界“吸纳能量”，“养儿”不一定“防老”，“防老”不一定靠“养儿”（古代分配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是一个封闭单位，“防老”必须靠“养儿”；并且当时的法律、道德、家族制度能够保证“养儿防老”），“养儿”既不是“防老”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是个概率问题（大多数子女能够扶养父母，但少数子女不能扶养父母）。

但从社会角度看却是极度危险的，因为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能量守恒”，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健全的人口结构，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西方国家人口结构开始出现问题，社保制度也面临危机）；但是光有健全的人口结构，缺乏其他条件，也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由于有合理的人口结构建立起社保制度；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老年人比例仍然不算高，但是至今却没有建立起社保制度（因为中国忽略了其他条件）。

要是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所增加的新生人口今后不光是养活他们自己的父母，也可以帮助养活其父母的同龄人。因此停止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暂时社会压力也应该由全社会分担，而不是单由父母承受，现在不付出，怎么指望将来退休金保值/升值？有合理数量的高素质的下一代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也就是将我们现在的投资升值，我们在年老时有比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但要是现在整个社会限制生育付出太少的话，今后数十年内各种社会危机将接踵而至。

既然养老已经社会化了，与自己所生育的小孩脱钩，养育小孩也必须适当社会化，否则非常不合理，没人愿意养育小孩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给那些多子女家庭适当优惠是合理的，但还不够，还不足以弥补他们养育小孩的付出。单身人口多交了很多税，多孩子家庭免税，中小学免费。多孩子家庭赚便宜了？他们付出的更多。美国政府是明智的，并且也有能力这样做。中国现在九年义务教育都还是在城市，农村的义务教育是父母的义务教育，不象城市那样是国家的义务教育。美国是富人多交税，提高全民素质；中国目前是穷人牺牲发展权、忍受不合理的价格差，并交税提高城市的教育水平，并且北京、上海等城市不但享受较高的教育条件，高校录取分数线反而远比农业省份低，然后城市人再说农民素质低。

现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养老金，也做到了“老有所养”，是因为有多个子女供养；没有子女的也因为社会有大量年轻劳力，能使他们以前的存款兑现。今后老年人过多，年轻人锐减，到时候在银行存的钱就是废纸了，必然通货膨胀，以前的100元将有可能降低到不值10元甚至1元。

有人因为老年职工工资较高（也因此威望高），认为老年人贡献大。事实上完全是错觉。中国国营企业以前工资低，为国家积累，当年的年轻人为国家做出贡献，现在享受比较好的待遇是对他们一辈子贡献的补偿，而人口结构也允许对于他们过去的贡献进行超额补偿。老年职工工资高，只是说明厂里效益好，人才结构合理，年轻人能容忍同工不同酬。一旦年轻人比例过少，威胁企业生存，年轻人可能另起炉灶，老年职工可就什么也没有了。

现在年轻人最需要钱养家，出力也多，赚钱却比老人少。这个世界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只不过现代人把这搞反了。因为现在各国开始建立福利制度时年轻劳力有余(六十年代都还是人口爆炸)，纺棰形的人口结构(中间劳动人口多，需要享受福利的老人少)能保证这种福利制度运行，但随着老年化的进展，生育率持续维持在低水平，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减少)，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开始出现问题了。这种分配模式其实也并不有利于老年人，随着年资的增加，工资增加，结果导致企业往往寻机解雇年资高的员工，高年资的员工失业率增加。因此合理的分配模式是，让贡献与工资成正比，年轻人刚开始参加工作，工作经验和能力都欠缺，工资低一些（低就业门槛也有利于提高就业率），但是国家通过降低幼儿教育、住房等民生成本，使得他们能够低廉地成家、生子；四十岁左右家庭开销大，孩子读书需要钱，并且上面还有父母需要扶养，这个时间也是工作的黄金时期，贡献也大，工资应该高一些；五十岁之后，孩子已经长大，父母大多也已经去世，家庭负担轻，这个时候需要的是稳定，工作能力在降低，工资应该逐渐降低。

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才能建立什么样的福利制度，发达国家自己也得调整养老制度。尤其是中国未富先老，要仿照西方现在的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部份靠社会养老，还是得回复到上千年的传统模式，还得在媒体上提倡孝道。到时候选拔公务员可能得采纳中国古代的“举孝廉”的思想，可能会为孝道立法，公务员录用以孝为先。

现在的抚养比是历史上最低的，几对夫妇养一对老人（我们廉价地换来“孝”的名声），一对夫妇又只抚养一两个孩子，看似“轻松”，实际上是在透支今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是未富先老。现在的孩子长大后老人赡养比很高，必然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意愿，低生育率恶性循环，国家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正是因为人口降低有延迟效应，所以更应该未雨绸缪，更应该停止计划生育，防止今后的老年化。不久的将来，计划生育的负面后果将一下子非常明显。目前适龄生育人口基数大意味着今后的老年人口多，我们考虑人口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今后的老年化压力。

“三亿派”学者李小平说过：“劝君莫愁老龄化，劝君多思自动化，手持遥控来种地，如今不富是神话”。李小平等人是在假设生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或者是老年人生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预计科技将帮助解决老年化问题。科技的发展使生活质量多样化成为可能，比如说以前吃占了收入的很大一部份，但现在只占很小一部份。随着科技的发展，地球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但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到时候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还得努力工作来达到当时的主流消费水平，还是没有多少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可以想想：以前一对父母同样能培养6个小孩，还能赡养老人；要是以当时那种生活质量，现在培养二十个都没问题，但事实上现在人培养两个小孩都成问题。所以，不能指望今后老年人(我们这一代)一直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而年轻人过上新生活。这涉及到心理期望值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要是真像李小平说的那样，俄罗斯就用不着担心老年化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中国高)，法国、德国、日本不用担心老年化了(中国几十年后也难以达到他们现在的人均收入)，但现在这些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年化。而根据人民网的资料,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要是科技进步能解决老年化问题的话，世界上科技最发达，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最为合理的美国就用不着担忧社会保障制度的破产了。

人均寿命将继续延长，但有极限，中国人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了。今后寿命延长将非常缓慢。寿命延长工作时间也会稍有延长，但不会成比例地延长。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疾病发生率在不断增加(很多是所谓的富贵病)，虽然寿命延长，但延长寿命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会非常昂贵(比如医疗成本)，远非延长工作时间所能弥补(现在有些工厂就已经被老年人医药费拖得半死不活了)。尤其是在今后的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本身就较差。比如平均寿命只有60岁，只在生病的时候需要扶养；平均寿命80岁，至少有十几年需要扶养。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养活”的代价将会越来越高(包括医疗水平在内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因此寿命延长，工作年龄并没有相应延长，养老负担却更重。这就是老年化的实质！

从众心理害死人！2000年洛阳发生“12.25”特大火灾，夺走了309人的生命。事实上其中很多人本来是有希望逃生的，但在打手机告诉亲人时还没有恐惧感，还没有逃生的准备，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多人都在里面，火灾肯定会被很快控制住的。结果后面情况难以控制时，一片拥挤，影响了逃生。要是在一开始就准备逃生，在那段时间内很多人是可以逃出来的。现在计生生育也一样，很多人都认为反正大家都是独生子女，无所谓。但当危机来临时，谁也逃不了。

贪图享受是人的天性。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过去的政府和媒体给人一种假象：少生/不生孩子是光荣的，是不影响今后的养老的。竟然有这样的好事！既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多生罚、少生奖，多么滑稽的政策，没有为培养下一代付出辛劳的竟然还能受到奖励？这将成为最大的历史笑话。今后哪届政府肯兑现？人无远虑，必有近犹！说是老有所养，但在年轻人口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谁来养呢？少壮不努力（生育两三个孩子），老大徒伤悲。

人们喜欢用现在的社会生活来预测今后几十年的问题，但最多只能预测准今后数年的变化。政府决策部门应该用战略眼光看待人口问题，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待成就。现在的掌声固然不错，但也可能是虚假的，历史的掌声才是真正的掌声！

学习西方制度的一些好的方面可以省下很多弯路(不学确实是愚蠢的)，但一味照搬西方制度，那是思想上的懒惰！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保制度。中国需要摸索一条自己的道路，前提条件是停止计划生育并改善民生、鼓励生育，将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的持续发展、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社保制度的关键。

中国传统的伦理是父慈子孝，这是建立在家庭结构基础上的。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有利于家族的持续发展。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子无力“孝”，父无法“慈”。养老得不到保障，但是他们还拥有选票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发言权，他们可能会不顾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而只顾本身的利益（儿女都没有或者指望不上，还为什么子孙后代？），甚至要求廉价出卖国地等民族资产。

总之，计划生育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社保案（当然不仅仅如此）。



老有所养,谁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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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7-2-9 9:13:49 http://guancha.gmw.cn



老有所养对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对个人更为重要。很多人指望能通过建立西方国家现在这样的养老制度来解决养老问题。西方的养老制度不过是变相的“养儿防老”，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大家来养小孩，今后一起享受养老金。西方国家通过纳税用于小孩的养育：全面12年国家义务教育，贫穷家庭还可以得到食品等补助。单身人口和无子女家庭得缴纳很高的税，多子女的家庭不但能拿回所有的税，还能得到额外的优惠。要是同时有两、三个小孩在读公立大学的话，第二、三个小孩免交很多费用。

不要以为交了养老保险金就一定能够拿回来，要是人口结构合理，是没问题，但下一代人口过少，保险公司就得破产。

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的，西方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候都是高生育率而人均寿命不高。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当时的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制定和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美国开始实行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被称赞是美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罗斯福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由于生育率一直比较高（美国到1960年生育率还接近4），而当时寿命不长（194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61.4岁；女性65.7岁），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笔资金有朝一日会消耗殆尽。在1950年时，平均每16个工作人口支持1个退休人口，而2004年底估计，每3.3个在职者支付1个退休者，而且20年后，将是每2.3个在职者支付1个退休者。200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74.4岁；女性79.5岁。其中，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2.4%，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它们与1930年的5.4%相比，已是相去甚远。由于人口结构改变，以及人寿的延长，社保难以为继，社保缴纳金也不断提高。1937年雇主和雇员双边合缴雇员工资的2%作为社保税，随后这一比例由于“现收现付”的需要而被不断提高，1990年，这一比例提高至15.3%。

1978年前，由于就业压力，美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强制退休（就像中国现在这样），但1978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强迫老人在70岁前退休是非法的。到1986年，除了针对飞行员等特殊职业，强制退休制被废弃了。美国目前没有法定退休年龄，何时退休全看个人买的是哪种养老保险。最近二十几年来，将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至67岁（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005年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9岁），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则鼓励人们推迟实际退休年龄，阻止提前退休。一直憧憬安享退休生活的老人们近年大多遭遇残酷的股市打击，存储的养老金一落千丈。追踪互惠基金投资状况的Lipper公司估计，投资互惠基金的退休人士，过去两年每人至少平均损失25%的投资。《华尔街日报》估计，在这期间退休人士蒙受的损失将近6780亿美元。霎时间，他们发现面前需要缴付的账单变得越来越不轻松。美国退休人士协会说，2005年该会接到退休人士的求助电话和书信，增加两倍。许多人开始考虑延缓退休，以解决家庭经济危机。据美国退休人协会表示，目前年龄超过60岁的退休人口约4500万，其中46%的老人，由于经济原因必须在退休后仍继续工作（包括半工在内）。有不少重新就业的老人却面对雇主的排斥。平等机会就业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因年龄太大而受到歧视的案例，从1999年的1万4141宗增加至2000年的1万6008宗。

但是即便如此，美国社保仍然面临危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宣布破产，谁都拿不到钱；二是如果动作太慢，我们这一代人为承担社会保障义务而承受的压力，就会减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顾孩子的能力。” 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了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就是现在，发达国家社保问题也才露出芽来，因为欧洲和日本虽然目前出生率都低，但只是这一、二十年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出生率后的小孩还没有成为主体劳动力)，现在的劳动人口(还是以前高出生率时候生的)仍然足以维持养老金制度，但现在的劳动人口到老时候却不能拿回养老金，因为下一代人不够。所以现在的劳动人口不愿意缴纳养老金，日本就这样。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西方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健康，更主要是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养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是一种拒付养老金的表现之一。

依照国际惯例，为度量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通常会计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翻一番(即增加到14%)所用的时间。英国用了45年、瑞士是50年、美国65年，法国虽是老年人口最早达到7%的国家，但达到14%的比例却花费了115年。根据于学军等人的预测，中国完成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7年。中国中间年龄将在2025年达到39岁(这还是以官方公布的“修正”之后的乐观的生育率预测的，实际上将超过39岁)，超过美国，然后加速老化，就是说美国社保制度建立近100年后中间年龄才提高到39岁；而中国进入老年化后26年，社保制度还没有建立好，中间年龄就将提高到39岁。可见中国老年化来势凶猛。

美国的人口结构是发达国家最好的。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美国生育率还有2.09（欧洲只有1.47，日本不到1.3），还有改革余地（比如适当提高退休的年龄，增加了扣除工资的百分比，给多孩子家庭返税来确保生育率不下滑）。日本和欧洲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已经建立了社保制度。中国1999年进入老年化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千美元，社会养老制度还在探索阶段，束手无策中就进入老年社会。并且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岁。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social security) 而由于计划生育破坏了家庭结构，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统。如何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要到2042年才破产。布什总统已经开始着手改革了。布什指出，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美国必须勇敢地落实。布什总统的支持者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伦说：“我明白，面对社会保障这样的难题，你可能更愿意把它留给下届国会，或是下一代人去解决，但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做法。”要是光为了暂时的名望和下届共和党的选举的话，布什总统完全可以不去捅这个蜂窝。但这毕竟关系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并不是真实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要是没有数亿农民工，城市社保立马崩溃），现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即便如此，现在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

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和城市化的进程，这些老年都得依赖社保养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警示，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养老金毕竟只是一堆纸，要是有合理的人口结构，缺口再大也没问题，没有养老金的话靠子女养老也没有问题，但关键是今后年轻人数倍减少（1970年前后每年出生2500万以上，1980年代后期每年也出生2400万，但是现在每年只出生1200万左右，随着工业化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今后每年出生人口会更少）。养老金缺口肯定比现在的法国和日本要大，最近中国已经开始延长退休年龄了，现在的年轻人到75岁也难以拿到养老金，而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到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只有75-77岁的水平，意味着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而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怎么可能竞争的赢年轻人？六七十岁的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在目前这种生育率和生育愿望的前提下，存钱不如存人！多养育一个孩子等于买一份最好的养老保险。

由于全国劳动力支撑城市养老制度，城市老年人个人少了后顾之忧，现在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甚至年轻姑娘也“自愿”嫁给老头），而他们的子女可能还没有老年人收入高了，在有些家庭出现白发人养黑发人了，出现“啃老族”，给人一种“不要靠年轻人养”的假象，有人因此得出养小孩没有用的结论，现在有人不愿生育小孩了。要是大多数人都这样的话，其实是种自私的表现，一方面不想承担抚育小孩的责任(而那些养育小孩的母亲因为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在养育小孩身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够的工龄和社会安全税的点数)，一方面又想将现在的财富长期保值甚至升值(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们其实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从个人角度看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可以实现，但从社会角度出发却是危险的。要是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所增加的新生人口今后不光是养活他们自己的父母，也是养活其父母的同龄人。因此停止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暂时社会压力也应该由全社会分担，而不是单由父母承受，现在不付出，怎么指望将来退休金保值/升值。合理数量的高素质的下一代才有能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也就是将我们现在的投资升值，我们老年有比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但要是整个社会付出的太少的话，今后问题可大了。

既然养老已经社会化了，与自己所生育的小孩脱钩，养育小孩也必须适当社会化，否则社会非常不合理，没人愿意养育小孩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给那些多子女家庭适当优惠是合理的，但还不够，还不足以弥补他们养育小孩的付出。单身人口多交了很多税，多孩子家庭免税，中小学免费。你以为多孩子家庭赚便宜了？他们付出的更多。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即使在社会福利高度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免费到高中的义务教育，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13%―15%），家庭的投入也是主要的，但是孩子长大后主要贡献却主要是给国家。国家也是赚多孩子家庭的便宜，家庭因此不愿意生孩子。美国政府是明智的，并且也有能力这样做。中国现在连小学和初中都不是免费义务教育，家庭所分摊的教育成本占高中全部投入的70.1%，占大学的66%，而孩子工作后的贡献却几乎全是给国家。美国是富人多交税，提高全民素质；中国目前是穷人牺牲发展权、忍受不合理的价格差，并交税提高城市的教育水平，并且北京等城市不但享受较高的教育条件，反而分数线远比农业省份要低，然后城市人再说农民素质低。

现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养老金，是因为有多个子女供养；没有子女的也因为社会有大量年轻劳力，能使他们以前的存款兑现。今后老年人过多，年轻人锐减，这个时候以前在银行存的钱就是废纸了，必然通货膨胀，一通货膨胀，以前100元将降低到不值1元。

有人因为老年职工工资较高（也因此威望高），认为老年人贡献大。事实上完全是错觉。中国国营企业以前工资低，为国家积累，当年的年轻人为国家做出贡献，现在享受比较好的待遇是对他们一辈子贡献的补偿，而人口结构也允许对于他们过去的贡献进行超额补偿。老年职工工资高，只是说明厂里效益好，人才结构合理，年轻人能容忍同工不同酬。一旦年轻人比例过少，威胁企业生存，年轻人可能另起炉灶，老年职工可就什么也没有了(现在很多企业已经不招收45岁以上的职工了)。

年轻人本来就要赚钱多，老人本来就赚不到钱。现在年轻人最需要钱养家，出力也多，赚钱却比老人少。这个世界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几千年就是这样的，只不过现代人把这搞反了。因为现在各国开始建立福利制度时候年轻劳力有余(六十年代都还是人口爆炸)，纺棰形的人口结构(中间劳动人口多，需要享受福利的老人少)能保证这种福利制度，但随着老年化进展，生育率持续维持在低水平，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减少)，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开始出现问题了。

中国目前资本收入奇高，很多人以为今后靠积蓄可以养老。今后资本收入必然降低，劳动收入必然提高，以前积蓄10万元请保姆，每月500元可以请17年；今后劳动力工资增加，每月需要2000元，10万元积蓄只能请4年保姆。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这是经济学规律，想靠积蓄养老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人指望今后靠房租养老。但是现在城市租房市场兴隆，是因为现在是城市化加速，大量人口涌入，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的兴隆；今后城市化达到一定规模后，人们买房子后，对租房的需求降低。人口结构也决定了今后租房市场不可能旺盛。现在很多老人留下房子，他们去世后，他们孩子将这些房子推往市场，将改变供求关系。并且今后对住房的要求提高，现在的房子可能还跟不上今后的时代要求，租不出去。比如现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房屋就没人住，欧洲一些小城市的房子租不出去。1980年代农村土地宝贵，租种土地还得交纳地租，一些农民指望靠土地养老，但是现在农村人口减少，大量年轻人进城，耕地免费让人种都没有人愿意种。

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才能建立什么样的福利制度，发达国家自己也得调整养老制度。尤其是中国未富先老，要仿照西方现在的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部份靠社会养老，还是得回复到上千年的传统模式，还得在媒体提倡孝道，到时候选拔公务员可能得采纳中国古代的“举孝廉”的思想，可能会为孝道立法，公务员录用以孝为先。

现在的抚养比是历史上最低的，几对夫妇养一对老人（我们廉价地换来“孝”的名声），一对夫妇又只抚养一、两个孩子，但却是透支今后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是未富先老。现在的孩子长大后老人赡养比很高，必然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意愿，低生育率恶性循环，国家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正是因为人口降低有延迟效应，所以更应该未雨绸缪，更应该停止计划生育，防止今后的老年化。不久的将来计划生育的负面后果将一下子非常明显。但正因为目前适龄生育人的基数大，就意味着今后老年人口多，我们考虑人保政策时才更应该考虑今后的老年化压力。

李小平说过：“劝君莫愁老龄化，劝君多思自动化，手持遥控来种地，如今不富是神话” 。李小平等人是在假设生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或者是老年人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预计科技将弥补老年化问题。科技的发展使生活质量多样化成为可能，比如说以前吃占了收入很大部份，但现在吃只占很少部份。科技的提高，地球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但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到时候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还得努力工作来达到当时主流消费水平，还是没有多少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可以想想：以前一对父母同样能培养6个小孩，还能赡养老人；要是以当时那种生活质量，现在培养二十个都没问题，但事实上现在人培养两个小孩都成问题。所以，不能指望今后老年人(我们这一代)一直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而年轻人过上新生活。这涉及到心理期望值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要是真象李小平说的那样，俄罗斯就用不着担心老年化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比中国还要高)，法国、德国、日本不用担心老年化了(中国几十年后也难以达到他们现在的人均收入)，但现在这些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年化。而根据人民网的资料,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要是科技进步能解决老年化问题的话，世界上科技最发达、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最为合理的美国就用不着担忧社会保障制度的破产了。

寿命是有所延长，但有极限，中国现在平均寿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了。专家预计数百年内人类平均寿命不会达到100岁。寿命延长工作时间也会稍有延长，但不会成比例地延长。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疾病发生率在不断增加(很多是所谓的富贵病)，虽然寿命仍然会有所延长，但延长寿命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会非常昂贵(比如医疗成本)，远非延长工作时间所能弥补(现在有些工厂就已经被老年人医药费拖得要死不活了)，尤其是今后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对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本身就较差。比如平均寿命只有60岁，只在生病时候需要抚养；平均寿命80岁，至少有十几年需要抚养。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养活”的代价将会越来越高(包括医疗水平在内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因此寿命延长，工作年龄并没有相应延长，养老负担更重。这就是老年化的实质！

从众心理害死人！2000年洛阳“12.25”特大火灾，夺走了309人的生命。事实上其中很多人本来是有希望逃生的，但在打手机告诉亲人时还没有恐惧感，还没有逃生的准备，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多人都在里面，火灾肯定会被很快控制住的。结果后面情况难以控制时，一片拥挤，影响了逃生。要是在一开始就准备逃生，在那段时间内很多人是可以逃出来的。现在计生生育也一样，很多人都认为反正大家都是独生子女，无所谓。但到问题来临时候，谁也逃不了。

贪图享受是人的天性。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过去的的政府和媒体给人一种假象：少生/不生孩子是光荣的，是不影响今后的养老的。既然有这样的好事，又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多生罚、少生奖，多么滑稽的政策，没有为培养下一代付出的竟然还能受到奖励？将成为最大的历史笑话。今后哪届政府肯兑现？既然有这样的好事，又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还能得的奖励，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初期，政府鼓励集体化，在统一食堂里吃饭比自己家里还要好(将几年的存粮几个月都吃完，生活当然好)，有这么好事情，都一窝蜂加入集体化。结果呢，出现大的饥荒。谓之“自然灾害”，不是人灾又是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犹！说是老有所养，但在年轻人口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谁来养呢？少壮不努力（生育两三个孩子），老大徒伤悲。

普通老百姓喜欢用现在的社会生活来预测今后几十年的问题，但最多只能预测准今后数年的变化。政府决策部门就应该用战略眼光看待人口问题，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待成就。现在的掌声固然不错，但也可能是虚假的，历史的掌声才是真正的掌声！

学习西方制度的一些好的方面可以省下很多弯路(不学确实是愚蠢的)，但一味照搬西方制度，那是思想上的懒惰！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保制度。中国需要需要摸索一条自己的道路，但是前提条件是停止计划生育并改善民生、鼓励生育，将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的持续发展、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社保制度的关键。

中国传统的伦理是父慈子孝，这是建立在家庭结构基础上的。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有利于家族的持续发展。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子无力“孝”，父无法“慈”。养老得不到保障，但是他们还拥有选票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发言权，他们可能会不顾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而只顾本身的利益（儿女都没有或者指望不上，还为什么子孙后代？），甚至要求廉价出卖国地等民族资产。

何新、何清涟等学者认为人口过多会威胁社会稳定，建议控制人口。其实他们的这种思路是非常错误的，纵观历史，动乱的起因往往是人均税负太重，人口多只是表象。而税负过重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而是管制手段所造成；相反，劳动人口多还会降低人均税负。《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斌税自广”；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叶适认为“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墨翟认为人口众多恰恰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因为“以人为本”，鼓励生息，降低人均税负。而现在我国税负不断增加，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今后老年化严重后，政府想“薄赋轻税”都不行，三四亿老年人等着生活，人均税负更重，社会保障面临巨大的压力，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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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优育”还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易富贤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7-3-8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3814

现在国人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少生优生，通过降低人口数量来提高人口质量。

其实数量与质量并不是对立的，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三字经》既记载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成功地培养了一个孩子），也记载了“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成功地培养了五个孩子；窦燕山五子先后登科及第：长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尚书；次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侍郎；三子曾任补阙；四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谏议大夫；五子曾任起居郎。当时人称窦氏五龙）。现实中既可以举出无数事例说明精养一个孩子比粗养多个孩子更合算（孟母模式），也可以列举出无数事例说明一个家庭同样能够培养好多个孩子（窦燕山模式）。

两千多年来，出了无数个孟母，花费了巨额的培养成本，但是培养出的“孟子”却没有几个。并且“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五代”，“孟子”的后代往往很难继续“富贵”下去。现实中，窦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养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

现在很多人将素质简化成高学历。并且以为高学历就一定要获得高报酬。人们简单地将获取财富的能力视为素质的标准。由于社会是开放系统，很多“成功人士”其实不过是“成功地”获取财富，并不是“成功地”创造财富。而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国家更需要的是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而不是有能力获取财富的人。社会要发展，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如果这个社会只有所谓的精英，实际上和只有低能者是等效的。就是说家庭培养孩子的标准：获取财富；国家培养孩子的标准：创造财富。国家标准与家庭标准是不同的，而现在中国政府却用家庭标准来看待人口问题。要是分配制度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可以趋同；要是分配不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就会出现矛盾，就会引起社会问题。

现在很多人爱拿人口素质说事，什么叫素质高，什么叫素质低，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吗？

如果说钱多就叫素质高，统计表明：美国的公司老总们大多是大学生（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大学都没有毕业），博士生当老总的很少见。

如果说学历高就叫高素质，冰岛是世界上平均学历最高的国家之一，何时曾经强过？新疆的石河子是我国平均学历最高的城市之一，何时曾经富过？

如果说道德高尚叫做高素质，见义勇为的更多是文化低、思想单纯的普通工人、农民，高学历并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德，甚至还有“文人无德”的说法。

人的素质是人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而发展形成的人的主体性品质，即人的品德、智力、体力、审美等方面品质及其表现能力的系统整合，是一个人知识、经验、价值观的综合积累，而知识、经验、价值观等等这些东西统统是要靠人来创造，靠人来传播，靠人与人的交流逐渐来完善的。孔子就认为人多才能“富之”、 “教之”，才能产生文明礼义。 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人类只能回到野蛮状态。

人们往往觉得城里人比乡下人素质高，大城市的人素质比小城市的人高，这种感觉其实没有错。城里人素质高是因为乡下素质高的人进城了，此外还因为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提高了知识、经验、价值观的创造和交流速度、密度，才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越大的城市，提供的机会越多，使“人”成其为“才”的概率越大，要是生在一个小乡村，哪怕浑身都是音乐细胞，也只能在婚丧嫁娶的时候吹吹唢呐，但是生在北京、上海的孩子，就有机会逐渐成长为世界级的音乐家，这就是人口数量对国民素质墓毕住?br>
现把“人口”的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人口素质”，抱着一个自杀性的人口政策，拿一个空中楼阁的“素质”说事，真的很没“素质”。

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注重人口“素质”。优生学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首先提出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继承了这一观点。古斯巴达（古希腊势力最大的两个城邦之一）人信奉“人口素质论”，严格地实行选择后代的措施。不要说残障儿，就连体质不够强壮的新生婴儿都会被他们无情的杀死以保持他们国家的“人口素质”。斯巴达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如果长老认为他不健康，他就被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澡，如果他抽风或失去知觉，这就证明他体质不坚强，任他死去。“低素质”的希洛人长期遭受“高素质”的斯巴达人的压迫和剥削。约公元前640年，希洛人发动长达十几年的武装起义。公元前454年，斯巴达境内的希洛人再次起义。他们英勇顽强，直逼斯巴达城下，坚持了长达10年的斗争。斯巴达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给了起义军自由。斯巴达的统治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公元前４世纪中叶以后，斯巴达一天天走向衰亡。

在某时期的罗马社会传统上将新生儿带到一家之长面前并决定是留下养大或带去丢掉。罗马的十二木表法准许家长将看得出来有畸形的婴儿处死。罗马后期人口减少，统治者可能意识到人口数量的重要性，罗马法在西元374年将杀婴改成死刑，但犯法者几乎不会被起诉。“高素质”的罗马人的帝国最终被“低素质”的日耳曼人所灭。

由于优生学要么衍生成民族自杀（斯巴达、古罗马），要么衍变成种族歧视和屠杀（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因此在政策层面上的优生学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伪科学（没有哪个国家进行“优生优育”宣传的）。当然各国都在学术层面进行优生学研究和实践（比如服用叶酸预防神经管疾病）。

注重“素质”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都没能延续下来。而强调“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中华文明却一直延续下来。比较滑稽的是，中国传统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正在为西方国家所继承，而中国却正在继承希腊、罗马文明的“优生优育”。

计生委一直宣传说计划生育提高了人口素质。那么我们看看中国的人口素质真的提高了没有。

从某种意义上，心理素质比生理素质更重要。中国民间早就注意到“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的现象。对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钱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假如单位面积的菜地最佳允许种植三棵庄稼，种三棵庄稼的成本是种植一棵庄稼的1.6倍。而有人却出了个馊主意，说是将本来用于三棵庄稼的肥料用于一棵更好，产量更高。这就是典型的“高投入高产出”思路。其实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一个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现，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另一个是容易发生病虫害，氮肥施用过多，会使庄稼的抗病虫能力减弱，易遭病虫侵染，继而增加消灭病虫害的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超过土壤的保持能力时，就会流入周围的水体中，形成农业面源污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藻类滋生，继而破坏水环境。过量的肥料会渗入20米以内的浅层地下水中，使得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有科学家发现长期饮用含硝酸盐多的水对人体健康有危害。就是说不合理的过多施肥不但降低庄稼产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对环境也有损害。养孩子也一样，独生子女培养成本增高，但是素质却降低，高投入不一定高产出。

多子女家庭可以创造有利于孩子全面发展的人文环境，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过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损失。

北京某重点中学高三学生李晔对独生子女的性格总结得很形象：“不少人说我们是‘草莓族’，外表看起来色彩鲜艳，里面却苍白绵软，稍一施压就变成一团稀泥，表层还疙疙瘩瘩的挺有个性”。心理缺陷导致独生子女犯罪率高和自杀率高。中国是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统计，15～24岁占自杀总人数的26.64%(1988年)。而且这个年龄段自杀人数还呈现上升趋势。一项调查显示：上海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计划自杀，并有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另外一项调查发现将近1/3的在校大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自杀死亡已占北京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61.38％。

由于缺乏必要的身体锻炼，年轻一代身高虽然在不断提高，但身体的综合素质明显下降。

在家长极度呵护下成长的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今也要面临就业了，一般说来，他们比一般农村孩子和非独生子女拥有更多的优越感。但是由于很多独生子女有“娇骄”二气，很多人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受制度约束，情绪不稳定，同事关系处理能力差，不能吃苦还挑剔，在一些毕业生招聘会上，有些招人单位直接拒绝了独生子女。企业追求的是效益，可不管计生委的宣传。沧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单位曾做过统计，独生子女就业后流失率高达60%。对他们单位来说，与学习成绩、专业素质等“硬件”相比，意志品质、吃苦耐劳精神这些“软件”更加重要。由于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结果出现一批中国特有的“啃老族”。

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是计划生育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有着幸福的童年，负担沉重的中年，如果人口政策不调整他们还将有凄惨的晚年。但他们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历史的传承得靠他们。能否在他们这一代逐渐建立起生育文化的雏形，将影响中华民族的未来。

最佳的优生就是在妇女黄金生育时间完成生育任务。子宫、卵巢疾病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染色体易变异，胎儿的致畸率也随之升高。二十几岁是生小孩的黄金年龄。但计生委单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而提倡晚婚晚育，给人一种错觉：晚育是好的。造成多少残疾儿童出生？我国每年出生的先天畸形儿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且近年又有上升趋势，每年的治疗费用给许多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晚育还引起早产、宫内发育迟缓、孕妇高血压综合症(孕高症)等疾病。美国自1990年到1999年孕妇高血压综合症发病率增加40%，这个增加主要是晚育造成的，威胁着8%的妇女及其子女。宫内发育迟缓、孕高症不光是最主要的孕妇和胎儿的死亡原因，并且影响小孩今后一生的生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发病率显著增加)。可见，中国的晚婚晚育政策是多么愚蠢！农村头胎是女孩的可以生育二胎，但中间间隔太长，很多妇女生育二胎时已经是晚育了，不必要地增加残疾人口的出生。工业化本身就使得人们自发晚育，政府的责任是对抗工业化的影响而不是成为帮凶。明明20出头是最佳生育年龄，但是中国却为了配合计划生育宣传，说24-29岁是女性比较适宜的生育年龄段。要提高人口素质，首要的措施就是停止鼓励晚婚晚育（2005年湖南这样的农业省份平均初育年龄推迟到为24.34岁，上海为27岁，意味着30岁以上初育比例很高）。我国是神经管畸形高发国，发病率为美国的10倍，缺乏叶酸成为每年10万例神经管畸形儿的“头号杀手”。如果在孕前三个月至孕后三个月，口服小剂量的叶酸片（成本价几角钱，市场价也只有几元）可以降低70%以上的神经管畸形的发生，要是真的提倡优生优育，完全可以免费提供，但是国家却没有这么做。随着结婚和生育年龄的后移，受孕的难度正在增加，不孕症患者越来越多。国外一项研究表明，20—24岁结婚的女性，不孕症的发病率只有6%，而30—34岁结婚的女性中，不孕症的发病率提高到15%，在40—44岁结婚的女性，不孕症发病率更高达64%。在治疗方面，30～35岁开始助孕技术治疗，只有一半的妇女能成功；35～40岁开始助孕治疗，成功率则进一步下降到30%。随着男女双方或一方年龄的增加，自然流产率、围产儿患病率也都会增加。另一项研究表明，随着男方年龄的增加，妻子的妊娠率会降低，而流产率则会增加；如果女性怀孕时男方年龄在40岁以上，则后代的先天畸形率会增加4%。

孕高症等疾病发病率在二胎及其之后胎次的发病率不到头胎的一半。但是随着生育间隔拉长，发病率逐渐升高(甚至逼近头胎时的发病率)。因此，抓紧时间赶在妇女黄金生育时间完成生育任务，不但从经济上合算，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

超生孕妇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并且由于漂泊在外营养也跟不上，势必影响胎儿的发育；尤其是不能得到常规的产前检查。以国家计生委1.8（笔者已经质疑这个数字）的生育率来推测（现实政策生育率不到1.2），出生人口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没有进行常规产前检查（有些连出生都不敢去医院）！小孩出生后由于担心超生罚款，而不能及时免疫接种。联合国特别批评中国“没有能够将创造财富和提高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笔者以前一直以为完全是因为中国的医疗改革的失败，现在看来，卫生部是在替计生委背黑锅。并且计划生育提倡的晚婚晚育也是降低人口素质的重要原因。

巨额的超生罚款使得超生家庭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超生致贫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能力，使得他们的孩子素质降低。并且不少超生的孩子长期受到社会歧视，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

计划生育政策对有抚养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为严厉，这些人只好将本来应该用在抚养孩子上精力、金钱和资源用于其他消费（如宠物、歌舞厅），造成全国的平均教育素质偏低，从教育角度上讲确实是“逆淘汰”。据北京市养犬办统计，北京市2006年登记年检犬为55万只，比2005年又增加了9万余只。截至2006年10月，2006年北京市已经有11万余人因被猫、狗抓伤、咬伤而注射狂犬疫苗，已经收到了10起狂犬病死亡病例报告。同时，北京市由于饲养宠物导致的弓形虫病发病率也在上升。重型弓形虫病的表现为脑炎、癫痫和精神异常，妊娠期妇女若感染弓形虫，可引起流产、早产甚至畸胎、死胎等。重庆市2006年已报告狂犬病发病数13例，超过过去5年全市狂犬病发病数的总和，比2005年同期上升了160%。南昌平均每天上百人被狗咬伤。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洛阳妇女刘小荣已先后收养弃狗100余条，并被广为称赞，说是有爱心；而要是她收养几个弃婴，情况会怎么样？现在谁敢收养弃婴？人不如狗！踩死猫的事件引起网上全面申讨，但是武汉计生委处死活婴的事件却没能引起广泛关注。社会对人的生命已经很淡漠了。真是应验了推背图的那句谶语：兽贵人贱。

因此要提高人口素质，就必须停止计划生育。

[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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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就业市场是“人荒”“才不荒”
　　——浅谈中国劳动力廉价的原因
　　　　
　　易富贤 familyyi@yahoo.com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7-6-27 14:10:37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4874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的廉价。古代致富的途径是掌握生产资料——土地，农民通过提供廉价劳动力进行积累，慢慢地购置自己的田产，并且很有效，因此自古就有“富不过三代”、“千年田地八百主，田是主人人是客”的说法；现在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廉价劳动力换取发达国家的技术、管理，引进他们的一些制度，进行产业升级。
　　　　
　　一定时间段的廉价劳动力并不是坏事，关键是要利用这段时间的廉价劳动力换取所需要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产业升级，如果换不到所需的东西，那么等于免费帮发达国家干活。并且廉价需要有一个度，不能太玩命而损害体质。
　　　　
　　一些学者认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将永远是一个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三流国家。但是为什么中国劳动力廉价？是因为产品廉价出售。为什么产品廉价出售？是因为中国国内消费不足。为什么国内消费不足？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导致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使得行政成本、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绝大部分，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现在只占GDP的12%（其他国家占54%－65%），居民收入只占GDP的22%。在这种“寄生经济”的模式下，必然压制正常消费，增加腐败的空间，贫富差别增加,也给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导致消费萎缩(http://ha.people.com.cn/news/2006/08/11/119649.htm)。
　　　　
　　中国行政成本从1978年到2004年增加100倍，远远高于GDP的增长。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为600∶1，而周天勇教授认为现在中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18：1。政府有钱攀比豪华建筑。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国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根据2002年6月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20％的存款大户拥有人民币和外币存款的64.8％和89.1％，而20％存款最少的户只占人民币和外币存款的1.2％和0.2％。根据2006年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办公室副总裁兼董事邓俊豪说，“这个数据只考虑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把灰色收入计算在内，但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教授的研究表明，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如此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得普通老百姓无力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富裕阶层对普通产品的消费容量有限（他们用榨取的普通百姓的血汗钱进口奢侈品），使得中国消费市场萎缩，消费萎缩导致国内需求不足，进而引起就业不振，老百姓生活压力加大。正常情况下，绝大部分产品为自己服务，用来交换的产品所占比例不高，并不影响本国的生活质量，反而会因为产业升级而使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如果产品为自己服务，还廉价什么？比如说一个苹果管他在国际市场是卖1美元还是0.1美元，自己吃就是；一台电视管他在国际市场是卖500美元还是50美元，自己用就是。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收获了大量的苹果，生产了大量的电视，自己却消费不起，眼睁睁地看到别人廉价消费自己的劳动成果，货贱人也贱。
　　　　
　　战国《尉缭子》：“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故患无所救。”中国现在是“朝有余财，野有饥民”，是富大夫，富仓府。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求降低行政成本，改善民生。
　　　　
　　国际贸易是用来交换所需的产品（包括技术），不能为贸易而贸易，为外汇而贸易。中国目前由于生产能力过剩而国内消费市场萎缩，使得工业产品大量廉价流入国际市场。而发达国家却限制高新技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导致中国出售的工业产品只能换回外汇纸币而不能换回产品，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消耗自然资源和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主要是工业，发达国家由于进口中国的工业产品而缓解了本国的污染，可以说中国目前的环境污染很大程度是发达国家转嫁来的。可见中国的消费结构畸形使得大量宝贵自然资源廉价外流，并“进口”大量污染。以中国一国的资源为全世界生产产品，能不缺资源？环境能不恶化？而发达国家却得好不卖乖，反而在环保方面和贸易顺差方面向中国施压，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资本收入过高，劳动收入过低，一方面使得中国消费不足，一方面使得国际社会能够通过资本控制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产业升级还没有完成，还需要劳动力优势，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单个劳动者培养成本的大幅提升，劳动力必然将会不廉价（从个人来说并不收益，因为成本高），在这种情况下优势将变成劣势，而且产业升级并未完成，导致我国的劳动力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社会处于畸形发展状态。比如要是用低成本（比如美国大学生每年学费、生活费加起来相当于人均GDP的1/4左右，那么中国每年费用就只应该为3500元左右）培养一个大学生，4年花费1.4万，毕业后月薪2000元，扣除生活费，不需要几年就可以挣回成本，对月薪2000元应该还算满意；要是培养成本（学费、生活费）每年高达1.5万元，4年大学成本6万，毕业后月薪只有2000元的话，需要多年才能挣回成本，那么月薪2000元就显得太低了。
　　　　
　　大学生就业难和工资低有以下几个原因：
　　　　
　　1、人才培养应该与产业结构相一致，可以适当超前，但不能过于超前。不要以为高学历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贡献就更大。就业需求是由产业结构决定的。现在的电脑博士回到2000年的秦朝最多只能当帐房先生。美国可以吸纳上千万非法普通劳工，但是每年却只能接受6.5万高科技人才。美国国会对是否增加几万高科技人才争吵不休，但是却准备给上千万非法普通劳工合法身份，纽约的地铁工人工资相当于很多大学的副教授水平。中国过于忽略基础教育，而又过于超前发展高等教育，近年高校盲目无序扩招，造成教育资源配置错位，人才供给与需求不一致。现在中国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如此大跃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就业压力的。如果依照传统，将大学生视为“人才”的话，那么中国目前的就业市场是“人荒，才不荒” ，缺普通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但是不缺大学生。年轻普通工人的缺口将越来越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在 2006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13个省的1600多个行政村的调查显示，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几乎已没有青年劳动力可以再继续向外转移。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指出，3/4的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在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
　　　　
　　2、自主创新落后，一方面是国家投入罕见地少；一方面是因为分配不合理，劳动收入低，资本收入高，垄断大企业宁愿用于规模扩大投资而不愿用于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小企业因为税负太重，又得不到银行贷款，无力壮大，也无力进行研发。使得企业技术高度依附外国知识产权，中国产业沦落为简单的加工厂，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就足以胜任，企业不需要研发型人才。
　　　　
　　3、以前中国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现在的学生业还以为像以前那样是“天之骄子”），一方面独生子女本身不乏自高心态，另一方面目前高教成本高（毕业很多年工资抵不过家长的教育付出，工资太低的话就变成“读书无用”了），毕业生对待遇要求很高，高不成低不就，失业率增加。
　　　　
　　4、1980、1990年代的时候，大学生就业的单位通常是国有机构，单位提供住房、养老等社会福利，单位不必支付高现金工资，低工资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并且人员固定，单位愿意进行“在岗培训”。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比较吻合，企业愿意接受新大学生。现在就业模式发生改变，单位不提供福利，现金工资需要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员工所需现金工资急剧增加，工资需求与贡献大小不一致。并且流动性增加，企业不愿意进行培训。导致用人单位不愿意招收新毕业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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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已为上万网站转载。
　　　　
腾讯网(评论144条 ): http://view.news.qq.com/a/20070629/000018.htm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力市场网：http://www.lm.gov.cn/gb/employment/2007-06/28/content_184260.htm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http://www.jsdpc.gov.cn/jsdpc/fzlt/node42/...ct1ai27517.html
江苏省信息中心: http://www.jsic.gov.cn/ReadNews.asp?NewsID=24054
浙江新闻网: http://news.zj.com/wygd/2007-06-29/823328.html
金融界: http://finance.jrj.com.cn/news/2007-06-28/000002370451.html
中劳网: http://www.chinalao.com/Info/Html/2007/06/27/4183.html

[水寒]

计划生育导致目前高失业率和今后劳动力短缺
　　--减少人口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吗？　　

　　　　作者：易富贤 familyyi@yahoo.com
　　　　
　　很多人认为中国就业压力大是因为人口太多，僧多粥少，需要减少人口才能缓解就业压力。
　　　　
　　难道粥是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作为整体，有消费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有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有就业才有能力消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生产是为了满足需求，贸易是用来交换产品，如果生产主要是换外汇（而不是产品和服务），那么等于是帮别人干活。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多少的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费市场，就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少就业机会。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
　　　　
　　侯若石、何茂春、丁刚等学者认为消费实力是一种国家实力（《消费能力体现大国实力》环球时报2006年12月13日）。生产为消费服务是世界强国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大国都是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很高的国家。经济大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和消费并举，进口和出口两旺，引进和输出均衡，收入和支出双高。消费的增长标志民生改善和市场活跃，而这两个因素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多样化的时代，现在缺的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发言权、影响力要大于生产者。中国的强大不仅取决于我们能够制造多少产品和我们制造了什么产品，也取决于我们买什么商品，买多少商品。
　　　　
　　有人说，日本人口只有1.27亿，购买力却达到4万亿美元，与人口11.3亿的印度差不多，因此消费取决于人均收入而非人口数量。但是百姓的基本生活消费是一定的，那么产品供应量也必须是一定的。比如对粮食和衣服等的需求，不论富人还是穷人，消费相差不大。同样4万亿美元的消费量，日本的消费只能提供66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而印度却能提供5亿个左右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日本即使消费饱和，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过是满足日本本国的就业而已。即使发达国家的低端产品全部依赖中国和印度提供，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多。
　　　　
　　就每个人来说，幼年时代单纯是消费者，青壮年时期生产大于消费，老年的时候又是消费为主。由于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青壮年消费能力如果主要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培养下一代），这样不但能够使得老有所养，并且促进社会进步。计划生育却打断了这种天然的投资链，让青壮年强盛的生产能力部分空耗（过度娱乐），部分用于物质资本的积蓄（比如通过出卖产品换取外汇），那么这个资本的报酬是递减的，不但养不了老，也不利于社会进步。
　　　　
　　计生委宣称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减少3亿人口（笔者认为只减少1.3亿，最夸张估计也不会超过2.2亿），等于丧失了一个相当于整个美国人口的消费市场，对中国的经济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因此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内需，才能做到生产和消费同步升级。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的内需，来自于如何把中国国民的消费潜力发挥出来，使中国经济从依靠资本驱动转变为依靠内部消费的驱动。
　　　　
　　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一直存在。消费往往是主导产业革命的动力。以前绝大多数人辛苦劳累于土地上，还难以获取足够的粮食。随着品种的改良、农业技术的提高、化肥的使用，农业生产率提高，现在工业国家只需要1-2%的劳动力就能满足所有人的粮食。如果消费结构不改变，那么意味着98%的劳动力将失业。这些“失业的”的劳动力就转移到其他行业，生产衣服、电视、洗衣机、冰箱、玩具等，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随着机器的引进和技术的进步，工业生产的效率也提高，现在发达国家只有20%-25%的劳动力从事第二产业。如果没有新的消费需求，那么70%以上的劳动力就得失业。有需求就有生产，现在发达国家7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人们享受的服务越来越好。现在美国农业只占GDP的0.9%，工业只占20.4%，而服务业占78.6%。
　　　　
　　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它追求以最少的代价满足更多的需求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即生产的人越少越好（减员增效）。企业的这种逐利是基于开放系统，面对的是全国（甚至全球）大消费市场，企业可以做到减员增效，将减下来的员工推到社会。两百多年以来，技术进步和机器的引进一直在淘汰人力。每个领域都会提高生产效率，所以就得不停的创造新的需求来增加岗位解决就业问题，“就业替代”频繁，经常出现“技术性失业”。新行业在开始时候往往还没有成熟，不能及时吸纳被旧行业淘汰“下岗”的人员，这种行业更替的滞后性导致总是有失业。
　　　　
　　有人说，只要有失业就说明人口过剩，人口政策松不得。依照这种逻辑，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男人娶不到老婆只怪自己素质低，高素质的男人哪会娶不到老婆的？谁说男多女少的？没看到那些官员富豪都养了一堆的情妇吗？分明是女人过剩吗？
　　　　
　　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就必须保证生产和消费的和谐，减下的员工如果不能及时有序地转移到新的行业，他们将没有购买能力，那么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也会导致生产萎缩，减员就不能增效。“减员增效”是资本的自然属性，政府应该适当限制（发达国家保护员工的权益，其实就是控制雇主的“减员增效”）和引导（创造新的就业行业），既部分满足企业的追求，又缩短行业更替的滞后时间，让新行业及时接纳旧行业淘汰的人力。一个政府如果无力创造新行业，就没有资格去鼓励旧行业“减员增效”，否则谁为失业的员工买单？可见，企业行为（家庭行为）和政府行为不能是一样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资本驱动型的而不是消费驱动的，各级政府盲目追求投资。
　　　　
　　由于有失业的存在，社会上就会产生“人口过剩”的舆论，就有控制人口的呼声。但是从宏观角度看，新产业的就业容量远比旧产业要大，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人口增长跟不上，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
　　　　
　　英国在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但是工厂却又不能吸纳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失业率高，城市社会治安恶化，曾经处死失业的流浪汉。马尔萨斯人口论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但是正是由于大量富余人口（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人口增加到3倍）使得英国顺利完成产业革命。1960年代和1970年代“人口爆炸”的思潮弥漫欧洲，英国、荷兰等国的一些学者曾经提出减少人口的设想（由于过于荒谬，决策层没有采纳），然而现在欧洲劳动力短缺，需要引进移民。
　　　　
　　日本在二战之前，是鼓励生育，明治初年采取了奖励生育政策，对贫困家庭，发给育儿补贴，实行孕妇登记、死产检查制度。1941年颁布了《确产人口政策纲要》，政府采取早婚多育的措施，鼓励一对夫妇生育5个孩子。二战之后日本人口达到8000万，但是随着战后经济的转型，失业率增高，开始限制生育（只是提倡，不像中国这样强制进行）。1949年内阁成立“人口问题审议会”。同年，众议院通过“关于口问题决议案”，决定健全和普及家庭生育计划。1954年，“人口问题审议会”要求把节育作为家庭计划的一部分。当人口突破1亿的时候，举国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000万左右。1974年4月，经“人口问题审议会”通过，正式发表了以“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为题的《人口白皮书》，强调日本的人口问题是世界上最尖锐的，把静止人口作为日本的发展目标，并把优生优育放到首位，政府重视人口宣传教育，从70年代起，开始在小学、中学、大学、加强人口教育。而现在日本人口增加到1.27亿，比二战后的8000万多出了50%，然后却面临劳动力短缺。
　　　　
　　美国产业革命的完成也伴随着人口激增。1860年美国总人口3100万，城市人口占17.9%（1870年为22.9%）；中国1982年城市人口比例为20.6%，就是说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的起点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1865年水平。美国南北战争后，工业革命飞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同时，农业也开始了真正的全面技术革命，无情地驱赶着众多农民进入工业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急剧减少。美国人口在1900年达到7621万，1915年突破1亿（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1930年达到1.23亿。但是由于就业供需关系的矛盾和经济政策的失误，在1933年左右有1/4的劳动力失业（其失业率远远高于中国现在的水平），社会治安恶化，生活压力非常高，但也促使美国建立社保制度。1930年代英国失业率也与美国相近，而德国的情况更差，失业人数占全部劳动力的五分之二，另有五分之一也只有非全日性工作。1967年美国人口突破2亿，人口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仍然存在，1968年美国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出版了《人口爆炸》，人口爆炸的舆论从美国蔓延全球。但是其后随着产业革命的顺利进行，新增劳动力被顺利转移到新的产业，2006年美国突破3亿，但是社会更加稳定，种族更加融合，生活水平更高，失业率降低到只有4.8%。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口增加了9倍，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满足了历次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1979年中国人口近10亿，2005年12.5亿，继续现在人口政策，人口高峰连13亿都达不到，然后就是锐减；即便中国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今后人口高峰也难以达到15亿，今后劳动力缺口将非常大。并且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建起美国这样的社保制度。
　　　　
　　可见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一方面是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不要以为高学历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就业需求是由产业结构决定的。美国可以吸纳上千万非法普通劳工，但是每年却只能接受6.5万高科技人才。美国国会对是否增加几万高科技人才争吵不休，但是却准备给上千万非常普通劳工合法身份。现在中国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如此大跃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就业压力的。中国目前的就业市场是“人荒，才不荒” ， 缺普通工人，但是不缺大学生。
　　　　
　　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其实在欧美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不是因为人口过多。比如煤支撑英国的工业革命，煤烟经常在城市上空笼罩多天不散，形成臭名昭著的伦敦雾。1952年12月，呛人的浓厚烟雾弥漫全城5天之久，几天内死亡人数比平时增加了4000人，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烟雾”事件。但现在由于清洁燃料的使用与对排放物的严格控制，使伦敦目前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已经降低到了16世纪的水平，今天，那里的空气比1585年时还要洁净。如今，慕雾都之名而来的人们可能会失望，只有偶尔在冬季或初春的早晨才能看到一层薄薄的白色雾霭，无数英国文学作品中曾经描绘过的沿街滚滚而下的黄雾已经消失了踪影。尽管污染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增加，但它们只不过是重复工业国家所走过的路程，当它们足够富裕后，也会开始治理其空气污染。资本主义相对过剩时期奶牛场把牛奶倒入河里，但实际却不是产生过剩，而且是人们买不起。现在计划生育的理论就是不但要把牛奶倒入河里，还把买不起奶的人也倒入河里。中国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教训，而不能一遇到问题就往人口上推。
　　　　
　　既然有失业，那么减少人口不就解决问题吗？计生委一直是这么宣传的，甚至很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也都这么想。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现代社会的失业问题是由于产业结构改变所引起的，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多。比如说，如果没有第三产业的话，现在发达国家工农业只需要2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大家的需求，70%的人就得失业。但是如果人口减少一半的话，消费市场也减少一半，仍然有70%的人口找不到工作。因此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没有什么关系。俄罗斯人稀地广，人均资源非常丰富，2006年失业率为6.6%；日本人稠地狭，人均资源缺乏，但是2006年失业率只有4.1%。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开始减少，但是失业率却反而提高了。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法国人口6千万，失业率8.7%。中国人口近13亿，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巴西人口1.9亿，国土面积851万平方公里，巴西人均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失业率并不比中国低。因此中国目前的失业率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减少人口并不能降低失业率。
　　　　
　　2005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为43%，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分别为49%、22%、29%，就业结构还只相当于日本195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美国1913年的水平。中国第三产业还远没有成熟，今后劳动力需求将很大，就业潜力还很大。计划生育减少的是现在的消费者（婴儿消费市场），同时也减少今后的劳动力。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对农村劳动力利用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调查显示，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几乎已没有青年劳动力可以再继续向外转移。中国社科院《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3/4的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预期在“十一五”期间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中国还只是处于第一次产业革命阶段，目前就已经面临劳动力短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工业化像海绵一样吸取农村有限的劳动力，目前从事农业的主要的老年劳动力，没有新增劳动力的补充，中国今后将因为人口结构畸形而出现粮食危机，现在出现肉荒，几年后将出现粮食荒。
　　　　
　　现在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今后凭什么实现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难道中国永远满足于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70%以上GDP，是经济的大头；今后中国就业结构达到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那么中国将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第三产业无法发展起来，无法成为发达国家。打个比喻，以美国目前的就业结构来计算，一个国家有200个人口，正常情况下劳动人口100人（还有老人和小孩），1人从事农业，23人从事工业，76人从事服务业；如果这个国家200人中老年人比例过高，那么就没有100个劳动人口，就面临劳动力短缺。照顾老人是需要非常多年轻劳动力的，不是钱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老人不是大棚里的蔬菜和车间里的零件，是没有办法“自动化”照顾的。养老社会化可以减少一些人力，但是减少的幅度有限。美国这么发达，还是家庭养老为主。真正进入机构养老院的只有20%，其余都是家庭养老。中国突然老龄化将使得中国经济在中途结束高增长，则意味着我们所谓的现代化将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了。
　　　　
　　综观各国产业革命历程，发现劳动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国目前处于这个阶段）引起的失业问题最严重。机器的效率容易提高，而人的效率难以提高，因此劳动人口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之后，失业率降低。随着社会的进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更低，而传统的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将减少，又将有大批劳动力将“下岗”，似乎失业率又将增加。目前人们的消费饱和了没有？没有！物质上的“食品”越来越丰富，但是精神上的“食品”却更加贫乏，心理安全度甚至还不如农业社会。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是牺牲了精神上的安全换取物质上的安全。只要有需求，就意味着还有巨大的就业潜力。目前人口再生产和家庭服务业还几乎是免费的，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消费市场！美国现在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四五万美元，美国医生、教授、企业高管等高薪行业年薪十几万，是普通家庭收入的三倍左右，但是生活质量并不比普通家庭高出多少。原因何在？根据一项最新的报告指出，全职妈妈一年至少值13.8万美元。由Salary.com所提出的调查报告中，计算了在2007年度期间，若全职妈妈所执行的每项工作都有给薪，那麽她们一年应该获得138,095元的酬劳。一个妈妈通常身兼多职，必要时一人还得分饰多角，包括家管、托儿中心的老师、厨师、电脑操作员、洗衣人员、房屋看照人、设备管理员、驾驶、首席执行官、以及心理学家，这些复杂又专门的工作，都是妈妈必须兼顾的身份。从这个角度看，普通家庭与高薪家庭生活质量差别确实并不太大。高薪阶层往往没有时间管理家务，虽然拿着高工资，但是家庭生活质量并不高。如果夫妻两人都是高薪阶层，那么都很忙，情况更糟，等于是拿着高工资，过着贫民的生活，甚至连一个孩子都养不了。
　　　　
　　古代自然经济容易实现社会和谐，是因为生产与消费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少量的需求（比食盐、铁锅等如）需要通过交换来满足，大部分的需求靠自己的来提供，“一对一”供给和消费，为自己而生活，失业率低。工业社会是一个生产者供给多个消费者（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少的生产者就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每个人都有需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满足别人的需求，经常出现“技术性失业”，总是有失业压力。但是今后随着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几乎可以低廉（甚至免费）获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品（发达国家在食品方面的花费已经非常低了，对第二产业的产品的花费也不断下降），就像空气虽然重要但是却是免费的一样。那个时候家庭需求的大项就得靠自身（家庭服务业）来满足，以家庭为单位，为自己而生活，恢复传统的自我供给-消费模式(Self-Service)，可以叫做“新自然经济”，家庭是否幸福更大程度取决于“第四产业”的服务质量而不是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品。这种“新自然经济”才能降低失业率，才能获取心理安全。
　　　　
　　目前有人将“提供智能型服务为特征的产业领域”称为第四产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合理，照道理说新产业必须比旧产业容纳的从业人员多，“提供智能型服务为特征的产业领域”不可能比目前的第三产业就业容量大，因此不能称为第四产业。只有家庭服务业的“就业”容量比目前第三产业更大，才能称为第四产业。今后的就业模式可能类似于：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从业人员占1%，第二产业（工业）占12%，第三产业（公共服务业）占37%，第四产业（家庭服务业）占50%。

　　现在很多人对笔者的这个概念难以认同，他们认为既然是自己为自己服务，没有进入市场，就不能叫做产业。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满足需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就是满足千家万户的需求吗？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市场？幼儿园老师照看孩子算服务业，为什么自己带孩子就不能算服务业？餐馆厨师烹调食物算服务业，自己给家人做饭为什么不算服务业？出租车司机算服务业，自己开车为什么不算服务业？农民种菜、种花算第一产业，可以获得报偿，自己在后院种菜、种花为什么就不能获得报偿？家庭服务业还提供了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人口，人口再生产是社会持续发展的第一支柱。
　　　　
　　以美国为例： A、B两位女士的丈夫年薪都为4万美元。A女士由于有3个孩子，不能外出上班，在家带孩子，不但没有收入，反而要倒贴（日常生活、教育用品的花费、租住月租超过1000美元的三室一厅的房子）。算上政府补贴和返税，差不多可以将来丈夫交纳的税拿回来，就是说一家五口人靠4万美元生活，日子紧紧巴巴；B女士作为幼儿园老师，也照顾3个孩子（每个孩子每月收费900元），每月可以收入2700美元左右，年薪3.24万元，加上丈夫的4万美元，家庭收入共有7.24万美元，缴纳税后，还有5.5万到6万元纯收入，并且少三个人的开支，租住月租600美元的一室一厅的房子就足够（买房子的话，也只需要小房子就可以；而多孩子家庭就必须购买大一些的房子），可支配的收入高多了。B女士家的生活质量明显比A女士家要高。
　　　　
　　由于养老社会化，孩子是国家的财富而不是个人的财富。同样为国家照顾3个孩子，B女士只有上班的8个小时带孩子，A女士可是全天都得带孩子，工作量远远比B女士要高，并且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孩子也带得好。就是说尽心尽力照顾3个孩子的A女士算无业，而B女士算却算第三产业，B女士自我感觉也就要好一些。并且由于B女士算工作，缴纳的税中包括社会安全税，今后可以拿到养老金。养老金却是现在的孩子纳税提供的。而A女士因为不算工作，反而拿不到自己孩子纳税提供的养老金。此外，B女士家庭由于可支配收入高，可以用来投资，用这个钱补贴养老。就是说B女士夫妇除了有比较高的养老金外，还有资本收入，老年生活也宽裕一些。
　　　　
　　假如A女士也上班，年薪3万的话，那么全部收入还不够小孩上幼儿园的费用，并且由于账面收入增加，缴纳的税增加，实际收入还减少。并且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疲于奔命。因此很多妇女宁愿呆在家里专心照顾孩子。A女士在家带孩子几年，还有工作技能的损失，到孩子大一些，考虑重新上班时，必须重新进行就业培训。并且A女士还有另外一个风险，就是丈夫失业风险。要是其丈夫失业，那么一家五口就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而B女士即便其丈夫失业，还能维持基本的生活。现实意义毕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光从经济角度考虑，越来越多的家庭将选择B女士家庭的生活方式，生育率将会越来越低。
　　　　
　　因此家庭服务业应该获得报偿。发达国家在从第一、二产业从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中也曾引起人们的不满：第一、二产业生产产品，第三产业只是“玩”产品，凭什么收入反而比第一、二产业的工资高？现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超过70%。如何给“第四产业”发工资还有待于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探讨，孩子数量应该作为其中一个判断标准。
　　　　
　　男女是天然互补的（生理上、心理上、社会学意义上），男女结合、分工是人性使然，对双方都有利，意义是全面的。人如此，动物也如此。李白在《蜀道难》就说：“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如果说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是对女性的歧视的话，难道鸟也进行性别歧视？就像建筑一栋房子，男人构建房子框架，女人负责装修。从外表看，只看到房子的框架，似乎男人贡献大。其实装修同样费心，只有经过精心装修，才能功能齐备，才能住得舒适。男人猎获的猎物，需要女人精细烹调才能变成美味。同样的家庭收入，有些家庭被营造得非常温馨（很大程度归功于家庭主妇），有些家庭则不然。家中有女人就是“安”，就可以“安家”了，生活就安稳了。家庭安，社会才会安。美国现在不把家庭妇女叫house wife了，而是叫home maker，是为了给她们更多的尊重。
　　　　
　　有人说笔者的“第四产业”的观点等于将妇女赶回家，是歧视妇女。其实不然，分配决定地位，将妇女赶回家里，是带着工资在家里（而不像现在免费在家里），何乐而不为？
　　　　
　　发达国家当初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由于劳动力短缺，将妇女从家里赶到车间，后面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时候，又将妇女从车间赶到第三产业。中国1980年代体脑倒挂，知识分子感叹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在分配倒过来了，知识分子很神气，而蓝领工人又抱怨收入太低。同样，现在人口再生产几乎没有回报，分配极不合理，“造人”的不如“造物”的，没有孩子的职业女性被认为是“强者”，而在家养育两三个孩子的家庭妇女被认为是“没本事”。可见分配是问题的关键，需要改革目前的分配制度，理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关系。
　　　　
　　第四产业的出现，将正式赋予家庭妇女一个新的职位，理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关系，将体现传统的儒家所强调的“男有分，女有归”，男人主要精力放在第一、二、三产业，也兼顾第四产业；女人有稳定的婚姻家庭，主要从事第四产业，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适当从事第一、二、三产业。四个产业的划分体现了儒家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提供家庭产品）是第一位的，有能力的话再“治国、平天下”（提供公共产品）。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治国、平天下”；大多数人只能做到“修身、齐家”，但是他们的儿女辈、孙女辈说不定能够做到“治国、平天下”，这对社会持续发展是必要的。
　　　　
　　笔者的“第四产业”的观点，可以逐渐在发达国家实施，但目前远远超前于中国的现实。中国还处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过渡阶段，第三产业与发达国家还有至少几十年的差距，还不具备第四产业的条件。

[戴子平]

为《大国空巢》的出版表示支持、欢呼与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