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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放光彩
[第30楼]    发表于: 2010-09-17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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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劲松演讲:公益诉讼与局部改良
http://lawlover.fyfz.cn/art/702011.htm
发表时间:2010-8-3 15:07:00 阅读次数:445 所属分类:中法史料


郝劲松:公益诉讼与局部改良

作者:郝劲松

来源:三味书屋

来源日期:2010-7-29



  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交流。从去年开始,书屋的刘老师就让我在这做一次讲座。我不太善于言谈。我是三味书屋的法律顾问,所以今天简单与大家沟通一下我所做的事情,也是这几年的成长经历。

  从我个人来讲,2004年的我与2010年我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包括对国家、政治、法制、公民的认识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变化。先讲讲我的过去,我最早是学理工的。后来在中国政法大学进修了硕士研究生,也在北大听了一年的课,像贺卫方等老师的课程,这样的学习经历,对我后来几年做的一些事还是起很大的作用。

  2004年,我最早提出的诉讼是有关北京地铁的,就是地铁上厕所的发票案。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诉讼?主要是我无意中了解到当时北京的复八线有九个站的设计存在缺陷,没有给纳税人设计公厕。地铁开通运营以后,很多旅客在这九个站上找不到上厕所的地方。每年北京两会的时候,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要都要提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我们政府工作的效率,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在开通复八线九年以后,北京市政府才决定在这九个站设立移动厕所。我们发现复八线建设花费纳税人76亿,却没有考虑设计公厕,显然是很不“以人为本”。现在你要弥补这个缺陷时候却要收费,也违反了民法中公平原则,因为环线的地铁都是有厕所的,同样是3元车票,环线乘客免费使用厕所,而复八线乘客却要另付五毛钱。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他们收取的五毛钱不开发票。当时中国还没有类似的发票诉讼,我也一直尝试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看这样的官司有没有价值。经过几次交涉以后,我决定起诉北京市地铁公司,同时也向北京市地税局举报。北京西城法院负责此案件的审理。开庭审理结束以后,法官与我聊天。我们当时做评估,如果判我们败诉,会影响很多企业在这个问题上逃避开发票,国家会受损失。在第二次开庭的时候,显然是法院事先做了工作,我看到现场有了伍角的发票。法院当庭宣判我方胜诉。后来税务局通知我去领奖金,好像有800多元。我就去领。税务局的官员告诉我说,当时北京面额最小的发票是壹元的,没有伍角的。但是为了这案子,我们专门印了这伍角的发票,印好发票后我们让地铁公司领回去,让没有发票的九个地铁站都配齐后,法院才宣判。这是一个胜诉的案件。

  我感到发票的官司可以推广,于是就瞄准了铁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铁路一直称为“铁老大”。而且铁路是准军事组织,有自己的公检法。国家发票管理办法公布以后,它仍然存在不开发票情况。2005年,我们收集了太原、石家庄、上海、北京等铁路局火车上的一些情况。其中一次,我们在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的餐车上吃饭,花了90多元,我们提出要求需要发票,当时餐车上没有发票,只有自己印制的餐费收据。我们拿到这餐费收据后,就向铁路法院起诉。但是在审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情况,我们事先不知道铁路法院和铁路局之间比较亲密的关系,我们遭到了败诉。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当然是偏袒铁路这一边。我们看到当时铁路方的代理人,他当时坐在被告席中,非常的神采飞扬,看来是经常出庭的,反正告铁路的都是他代理。看他坐在那时,就好像猴子回到热带雨林,显得非常的自由自在,而我们却比较拘束。刚坐下还没开庭时,我们拿一瓶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法官迅速地大喝一声,“原告,不能随便喝水!”我就说,刚才书记员宣布法庭纪律时,没有这么说呀。法官就说,这是我们铁路内部的规定。开完庭后,我专门与一位年纪大的一位庭长讲这个道理,当然对方也提出一些理由说,假如你在法庭上随便喝水,我们可以推广,这与在法院上拿出一块蛋糕来吃,性质是一样的。可是,我认为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总要喝水吧,因为你在说话的时候会感到口渴,但你不一定吃蛋糕我觉得喝口水不会影响法庭秩序。

  在法庭上被告铁路分局传唤了一些证人,是火车上的工作人员,一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三个人主要就证明,那天郝劲松在火车上吃了东西以后故意没有要发票,而火车上是有发票的,是郝劲松拿了收据以后,没有去换发票,却故意到法院来起诉,这个人就是找事。那么我就在紧张的考虑如何来反驳他。因为从坐火车到当年起诉总共隔了51天。我就问其中一个女证人,我问,你几天跑一趟车?她回答两天跑一趟。我说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到今天开庭51天,你们已经跑了25趟车,对不对?她说,对。一趟车大概1000名旅客。假定10% 的人吃饭,25趟车就是2500个旅客。我问你是否认可这样的比例。她说,差不多,有时候人更多一点。那我就问,你是否记得你每一个去你餐车吃饭的人的性别,高低胖瘦,穿什么衣服?戴什么眼睛?这是一个圈套性的提问。假如她说她记得2500个人,显然是撒谎。假如她不记得,那她就不应该记得51天前,有个姓郝的人在餐车吃了饭而没有要发票。她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就低下头,突然冒出“我对天发誓,那天就是那个郝先生。”显得很紧张,因为在之前我在问她的时候,也提醒她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法官就让她退庭了。然后又来了一个男的。我就问他同样的问题。男的就说,那天好像是这位郝先生。当时是天气冷,穿的多,现在天气热,穿的少。自我圆说了一通。然后法官说,原告,你问第三个证人是不是同样的问题?我说,对。法官就说,同样的问题就不要问的。然后就休庭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铁路法院“以火车有发票,郝劲松没有去用收据换发票”来驳回我的起诉。然后我就上诉到铁路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同样驳回起诉。这就是我们和铁路的第一次交手,以败诉而告终。当时《光明日报》发了一篇文章《是谁在纵容铁路餐车不开发票的违法“习惯”?》,是一个上海的军医大学的一个老师写的文章。因为大家都知道火车上没有发票,不是只有我发现这个问题。

  铁路法院这个案子败诉以后,我们就选择了关于退票费的问题。铁路退票要收20%的手续费,然后它会给你一张小白条,盖了个戳。我们避开铁路法院选择北京东城区法院,就是北京铁路分局的注册地起诉。过了几天东城法院通知我已受理立案。立案以后,我就认为这个案件没有问题。但是开庭以后出现了意外。开庭几分钟,法官就宣布按照相关规定,涉及到铁路的民事诉讼要移交到铁路法院。然后法官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比较突然,没有想好,暂时没发表意见。然后法官问被告,被告代理人就很高兴说,我们无所谓,每一个法院都是公正的,我们是同意在东城审。但后来还是移交到铁路法院。铁路法院找到另外一个理由,说你要的是发票,我们给你的就是发票。根据发票管理办法有一条叫做专用发票,按常规理解的就是盖税务局的章的就是发票。但是像火车票,虽然没有税务局的章,但可以报销,这种就属于专用发票。然后铁路法院以这个理由判我们败诉。我们上诉到铁路中级法院,中级法院以同样的理由不公开审理,判我们败诉。然后《南方周末》发了一篇《铁路运输法院体制的泥沼》的文章,《南都》也发了篇文章批判铁路法院。大家都发现铁路有很多的毛病,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原来它是有保护伞的。那段时间大家就对铁路法院和铁路局的关系呈现出高度的关注状态。我记得那时候好多媒体都在报道。

  然后我们继续搜集证据。到2005年春节的时候,铁路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有一趟N275次列车,是北京铁路局的车,但是它的车号没有显示在旅客列车表上。我们就坐了那趟车进行调查,发现那列车管理非常混乱,卖东西的人都不认识车长。我记得其中一个卖苹果的,是个女的,四川人。我买了水果以后就跟她要发票。她说我们这没发票。我说我办公事,需要一个证明。那你给我写个证明,她说她不会写。我说没关系,我写你抄一份。我就拿出纸笔写,写“N275次列车收该旅客购买水果一份40元,特此证明,然后写上年月日。她就歪歪扭扭抄了一份。然后我说这是一个白条,最好找车长给我盖个章。因为事先我知道车长有个小圆戳,既是个人章又是行政章,整趟车所有的活动都要靠这个章来证明。拿去盖的时候我就很忐忑不安,不知道会不会盖。等了大约两分钟。盖了,拿了这张条子给我。当时很高兴。当时就判断,这次北京铁路肯定会败诉。然后又来一个卖纪念卡的,我花10块钱买了一张,让他开票,没有。写证明,他说不会写。我说我写你抄。他抄了一份,“N 275次列车收该旅客纪念卡一张,10元。”我说要拿去报销,拿去盖章。这次就不是他一个人回来了,车长跟着来了。车长好像刚睡醒的样子,还戴着帽子,一个年轻人。那天为什么取到证据,就是因为他工作经验不足。那趟车上有两个车长倒班,其中一个正车长是跑香港九龙的,他的经验比较丰富。这个年轻人是副车长,刚刚提拔不久,没有经验。但他也感觉到不对,今天这个车上好像有情况,怎么老是有人指使列车工作人员拿东西盖章,然后就来看看这是什么人。见面头一次就问,刚才那个条是不是也是你开的?我说对。这样,那您把这条还给我,把地址留给我,回去我把发票寄个你。我说不行,那个条已经属于我了。他想了想,说,那这样,我们交个朋友。你这个纪念卡也别给我钱了,我就送给您。我说,第一我不随便交朋友,第二我不随便接受别人送东西。如果这车上一千多个旅客每人发一个,这个我可能会接受。你要单独送我,我不要。我这东西我照买,钱照付,白条照开,章照盖。我说,你看,你今天开一张也是开,开两张也是开。你就让我高兴点。你要是不让我高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向铁道部投诉。当时是春运,这个车长就很紧张。他想了想,现场掏出了小圆戳就给我盖。盖完了,不走了,就站那。这个时候有个卖袜子的提个篮子从远处过来了。我看到车厢尽头有人买了,我就坐好等他过来。结果他离我不到两米就开始跑,迅速得跑到列车员的工作室。进去以后不开门,我就使劲敲门。我问你跑什么?他说你追我。我说你不跑我追你干什么。我说我要买袜子,他回答的很干脆,我不卖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卖?他说,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说这不是任务的问题,是歧视的问题,别的人你卖,我买你就不卖。我说我要向车长投诉。他很不耐烦说投诉去吧。我就找到副车长,我说卖袜子的这个乘务员态度非常不好。车长就过去把他训了一顿,然后车长亲自把一篮子袜子拎过来。然后他说,您看,您就交我这么一个朋友,您袜子随便挑,别再掏钱买了,也别再跟我要白条。我说袜子还是要买,因为过年需要。你们车上各种经营搞得如此丰富,我是很高兴的。还是钱照付,白条照开,章照盖,按规矩来。在这种情况下车长只好又写了。紧接着来个小推车卖饮料的。三元钱买了矿泉水。我拿到四张白条。然后副车长就赶紧去把车长叫来。因为车长在睡觉,可能意识到这个情况的严重性,首先过来就教育,说我们这多么不容易,我们从香港九龙过来的,很辛苦。几天都不能回家,有时候节假日也回不了家。我觉得他们是很辛苦,但是我们说要改变一些东西的时候总是要牺牲一些人,包括这个国家的法制在前进的时候,肯定会牺牲掉一些人的利益。

  过了春节以后,我就到铁路法院第三次提起诉讼。当时《中国青年报》观察版发表一篇文章批判铁路司法体制的文章,到这次要看铁路法院如何公正定这个案子。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在同样的版面又发表了铁路法院一名女法官的文章,题目是《多一些理性的探讨,少一些情绪性的指责》(我觉得《中国青年报》做得非常好,让两种不同的声音体现)。文中写到,郝劲松曾经在铁路法院败诉,因为他证据提供不充分,但他仍然相信法律,第三次向我们铁路法院提出诉讼,铁路法院将进行公正判决。在审理这个案件过程中,《人民日报》记者给我打电话,要求做一个访谈,标题是《郝劲松:我不是刁民》。当然这次开庭很快也很短,只进行了30分钟,当时在网上直播。在法庭上法官说到,从他提供的白条来看,当时火车上没有给他开发票。现在他用法律方式索要发票,不为法律所禁止。这个判决我们就胜诉了。

  铁老大在铁路法院败诉的事几乎没有。后来,据说这两个车长都被免职了。在内部讨论会上,领导是这样批评他们,“遇到情况,知道无法处理的时候,首先要打电话请示汇报,不能擅自盖章。即便他投诉你,也要经我们请示,由于你们不负责任的盖章,导致北京铁路局在铁路法院败诉,媒体曝光。”这个案子判决后不久,国税总局与铁道部联合印制了一种铁路专用发票,发票出台前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看书,有一记者朋友很兴奋地与我打电话说,国税总局与铁道部有一个大的动作,他们要印制这样的发票。有些不合理东西需要改变,也需要一种坚持和耐力。后来铁道部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在铁路站车销售商品必需开具发票的通知》,通知中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的,“各站、段、车必需高度重视给旅客提供发票工作。要切实认识到,做好这项工作是维护铁路企业良好形象的重要方面。”因为我每次起诉,都指控它巨额偷漏税。按照铁路官方公布的数字,每年运载旅客10亿人,保守估计一个人平均在车上消费2元,按照营业税5%比例,就是一个亿。如果不开发票,这一个亿就是被蒸发掉。这是我们在铁路打赢的一场重要的官司。

  铁路发票完了以后,我们瞄准铁道部。铁路的老大形象我们需要它改变。我们不能让它老是老大,它应当是一个服务商。现在很少有人会再说“铁路铁老大”,因为它败过好几次了。现在上火车,服务态度明显的好了。以前列车上常常打乘客,一语不合就动手打人。现在改进得不错了,没有“老大”的风范了。

  这是铁道部春运涨价的事,我们是2006年介入的。当时为了做这个起诉,我们专门购买了北京南到丰台的火车票,一张票是1.5元,涨价后是2元,涨幅高达33%。我们就起诉了。在2001年,河北有个律师叫乔占祥,曾起诉铁道部春节火车票涨价一事,当时有立案审理。我们觉得我们此应该没有问题,但北京一中院法官就不予立案,我们有些意外。当时我们与法官有一个简单的沟通。我说,为什么乔占祥在2001年起诉时,你们就立案审理了,而我们同样的理由你们却不受理?法官一脸茫然说,乔占祥是谁?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因为法院不予立案的判决已盖章生效,没有办法再收回去。然后我在上诉的过程中,找到乔占祥,把乔占祥起诉的一审、二审的判决书拿到手,作为上诉的证据,因为我担心高院的法官再说“乔占祥是谁?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们是2006年5月份起诉,我们推算一审、二审的时间是六个月,我们想这个判决可能会影响到当年的春运。可是由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错误的不予立案,导致我们在程序上拖延了三个月,到12月份的时候,春运已经来临了,而二审还没有开庭。我们开会讨论,觉得有必要出一封公开信。有人就提议说给温家宝写,也有人说给温家宝写媒体不一定能报道。提议给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写的占大多数。于是我就起草了一封2000多字的致刘志军的公开信。2007年1月6日下午2点多,我公开信定稿,就打电话通知记者,经贸委的一位记者很高兴,让我赶快发出,他们就排版,我发给他后,同时也通知了几家媒体,其中有最高检旗下的《检察日报》。当晚,经贸委的记者给我打电话说,上级担心反响太大,被撤下来了。同样,这样一封公开信,在《检察日报》编委会上也是争论非常激烈,有两种不同意见针锋相对,最后同意刊登出来的意见占上锋,不但要登出来,还要登在头版位置。1月7日我们在《检察日报》头版看到了我写给刘志军这封公开信。从早上九点多在网上看到这封信,到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百度搜索达到130多家转载这封公开信。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中央台的“马斌读报”正在读这条消息。1月8日,《京华时报》就采访铁道部,铁道部的官员就说,我们不会因为郝劲松的公开信而改变调价计划,我们执行的是发改委的政策。到1月10日,我在太原火车站准备前往杭州,这是浙江卫视看到我的公开信后想约我作一次专访,我们一路要拍一些我在车站行走的背景画面。火车还没有开,大约是上午11点多的时候,有人发短信给我说,铁道部表示春运车票不涨价。我有点不敢相信。但紧接就有记者给我打电话说,他就在现场,铁道部确实表示春运车票不涨价。打那以后,我的两部手机就不停地有电话进来,电视台的,报纸的,还有网络媒体的和广播电台的。在开往杭州的火车上,我的两部手机都是北京的号,话费都没有了,当时北京的一位记者替我充了话费,那一次通话费花了大约一千多元。所以我也痛恨手机漫游费的如何之高。当时手机漫游费一分钟要七至八角,很贵的。

  后来铁道部春运不涨价以后,国家发改委举办了一场手机漫游费听证会,说要降价。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我就申请要成为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或旁听代表,因为我是手机用户,手机漫游费与我有关。过几天,发改委也按程序寄来一挂号信说,郝劲松同志,消费者代表已委托中国消费者协会推荐,同时“受会场条件限制,无法安排您旁听会议”。申请遭拒绝后,我们还是按规矩,他们2008年1月22日开听证会,我们1月21日在北京一中院起诉。当时我到一中院,刚推门进去,法官说,郝劲松,我一看报上说拒绝你参加听证会,我就知道我们有事做了。你们看,法官猜得准不准! 这时法官先对手机漫游费高发了一通牢骚,他说。你知道手机漫游费的成本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就相当于你的邮箱给我的邮箱发一个邮件一样。我说,那我起诉它,你给我立案。他就笑了。

  1月22日就开听证会了,有的朋友知道,我们国家大型的部委听证会不多,这个听证会算是一个有影响的听证会,但却不公布地点,也不公布代表的名单,就像秘密聚会一样。后来中消协旗下的一报社记者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听证会召开的地点是在河南大厦,我们就以旅客的身份住进去。我问总台听证会的会场,我想看看。服务员很热情带我们去看。服务员说,把会场屏风撤下以后可以容纳500人开会。用屏风隔开,一边可坐300人,一边可坐200人,会场是很大的。第二天,听证会就开始,全国各地来了很多记者,与我一样都不容许进入会场。只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少数记者进入会场,大家都不满意。我在会场外那了一个行为艺术—“黑色花瓶与听证会”,黑色代表秘密,花瓶上插五朵花,代表五个参加听证会的代表。这五个代表不是选拔产生的,都是指定推荐的。他们在上面开听证会,我在下面做行为艺术,同时也开了一小型的新闻发布会。一直等到他们开到下午五点结束。他们开得很长时间,是上午预演,下午正式开。五点结束时,我带着摄影师,进入会场参加新闻发布会,我们在前三排架起摄像机准备拍摄,中间有一小插曲,我的助手在电梯里听到刚刚散会的三名听证会的官员说,让他们等着吧,我们先吃饭。我们这些记者在会场等了40分钟后,这三名官员才来坐上台开新闻发布会。这是官方的新闻发布会,开头是十几分钟简单地介绍一下听证会的过程,然后国家发改委一司长宣布有五个提问的机会,每次我都举手,但他们都假装看不见,虽然我离他们很近。第五个是一个女记者提了一个问题,提问完了以后,当国家发改委的那位司长要宣布“新闻发布会至此结束时”,我迅速地站在椅子上说“对不起,我要提最后一个问题”,此时我手里拿着国家发改委给我的答复,我说,此前我报名参加旁听,你们说会场受限制,可是我今天观察,会场可以坐200人,而你们今天直接参与的只有50人,你们在撒谎,请你们给我一个解释。在我说话的过程中,现场记者就把摄像机调转到我这边(此后我在网上看到这段视频),同时也有很多照相机闪光灯往我这边闪。当时那位司长愣了没有说话,坐在边上的副司长许昆林开始说话,他感到记者摄影机和照相机开始拍的时候场面有点失控,出乎他的意料,他说,记者们,你们不要这个这个……这个拍。结结巴巴连说了六次“这个”,(大家可以看土豆网的这段视频)。他有点着急,说我们待一会儿有份通稿。然后他指着我说,我们是面向记者召开的,你又不是记者。面对他的指责,我引用我的朋友柴静的话,我站在椅子上回答:“我是公民,也是记者,互联网就是我发布信息的平台。”后来他觉得这样讨论下去对他不利,懊恼地看着门口说,保安,你们是怎么把门的,什么人都放进来?此时混在人群中有一个发改委的处长,发现这个场面失控以后,情急之下大喊一声“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这句话提醒了台上的官员,他们迅速地离开了会场。

  这个事件有人传到了土豆网上。此前国家部委开新闻发布会时,没有发生公民或纳税人站在椅子上提出质问,本来开新闻发布会都是规规矩矩的,突然地一个很不和谐声音出现,不知道如何应对。我们事前也作了一个评估,如果他们以扰乱秩序罪拘留的我的话,我们就会起诉,起诉就会立案,立案就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审判过程,每次审判的时候就会提到这次发改委听证会。所以评估应该不会对这个人采取措施。事实比我想象的好,九个月后,国家发改委的《政府价格听证会管理办法》修改,其中有一条,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要设立旁听席、记者席,听证会代表由“不少于三分之一”扩大到“不少于五分之二”,而且还有一条,听证会举行30日前向社会公布并选拔代表和旁听人员;听证会举行15日前,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定价听证方案要点,听证会参加人和听证人名单。我觉得这已经很有进步,我当时都想写一封表扬信,因为发改委(我们都叫它是小国务院)管了很多事。但也有人说。你给它写表扬信,通过媒体登出来后,发改委会官员会认为你在讽刺他们。所以这事后来就停下来了。这是手机漫游费的事。

  这中间又发生了华南虎事件。对这事件我很关注,很多人只把它当作娱乐,包括一些法律人,也对此不屑一顾,认为拖了这么长时间你还关注它。也有人会觉得你介入,有人会指责你。我们一开始没有介入,我们觉得它很快会被揭穿现出纸老虎原形,但是它的生命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这场战役战线非常长,我们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法律手段。我们在山西法院起诉周正龙,向国家林业局申请行政复议,国家林业局不同意,我向北京二中院起诉国家林业局,二中院不受理,我向高院起诉,仍然裁定不予受理。在这过程,北大的贺卫方先生在“南都报”上发表一篇评论《华南虎事件与真理的雪崩》,文中他有一比喻说,“当谎言(假象)达到一定程度,有一天就会产生雪崩的效应,过多的谎言会导致真理以及真相的‘淤积’,一旦某一个时刻真理之门被打开,哪怕只开一点门缝,这个时候,就会引发极其可怕的雪崩效应,你无法想象它的威力。”自从这篇文章发表后,中宣部下令不容许报道华南虎事件。我们也停了一段时间,看看对手出什么招。陕西林业厅没有别的方法,就是拖,不说话不表态。有一段时间,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每隔半月都要出来说一些话。等到5月1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以后,我们就向国家林业局和陕西林业厅申请华南虎事件信息公开,我们要看这信息公开条例到底好不好用,政府也在摸索,从来没有人搞清楚这些信息怎么公开,我去递交申请表格时,国家林业局甚至连申请公开的表格都没有上网。我就说,这个条例5月1日都已经实施了,有的部委都已经上网,你们还没有上网,这是对行政法规的不尊重。过了15个工作日,国家林业局给我一个答复,说华南虎事件正在调查之中。我们再次起诉国家林业局。而陕西林业厅也给我了回函,函中写到:“郝劲松公民:华南虎事件第二次调查正在进行,等有结果后会向社会公布。”第一次有政府部门称我为公民。我又亲自到西安起诉陕西林业厅。

  到后来大家都知道,周正龙突然有一天被逮捕了。在陕西旬阳县法院审判两次我们都去了。第一次我去,不让旁听,我还是做了一个行为艺术,在法院外打了一把巨大的黑伞,专程从北京订做带过去的,伞上面写着“周正龙=替罪羊”,当时现场有很多人,因为伞不是透明的,警察也看不清楚上面写着什么,在交头结耳说这人在干什么,他们对行为艺术不大了解。后来《新京报》记者对此事件进行图片报道。这件事虽然简单,但一把黑伞表达了我对虎照门事件的看法。

  去年是“钓鱼执法”案,案中的当事人张晖,我很欣赏他,因为他被钓鱼之后,没有像很多人那样保持沉默,他积极行使了宪法赋予他的言论自由,在上海的一论坛发帖控诉,很多人点击回帖,有人把帖子转给了韩寒,上海一记者打电话问韩寒,这事是不是发生在你身上。韩寒说,不是。记者说,很可惜,怎么不发生在你身上呢。最早报道这事件的是上海当地的报纸《东方早报》,后来事件闹大了以后,就不让报道了。当张晖打电话给我后,我决定介入此案,我们开会制定方案,选在国庆前的9月28日起诉上海闵行交通队,我们利用国庆7天长假,计算出10月9号是立案的最后一天,在上午接到法官打来的立案通知电话后,我立即向外界发布了这个消息,全国媒体迅速报道。第二步,我在10月18日,用18封特快专递向上海18个区县申请近三年来打击黑车罚款总额的信息公开。第三步,揭开上海车主此前在钓鱼执法案件屡诉屡败的秘密及其原因,当时一个党报的记者拿到了法院的一个内部通知,法院与交通局联合开会制定了关于审理这类案件的文件精神,上海都是按照这个精神来判决车主败诉,这个内容党报不方便登,于是我通过媒体向社会披露这个文件。第四步,向上海公安局举报“钓鱼执法”涉嫌黑恶势力有组织犯罪,每年罚2万部车,2亿元,这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有组织犯罪,一个人收不了那么多钱,也做不了那么多事。每个区的交通执法队底下都养着十几二十个钩子,每天上班首先用一个大车拉到一个宾馆或固定的地点,大家开会分工分地域,然后钓鱼一样放出去了。用不了多长时间,每个人都会有收获。站在路边的,有人会装着肚子疼,有人装着急事,林林总总,伪装得非常像,总要把一些好心人拦下,坐上车,到了埋伏圈然后就以“非法运营”罚款收钱,很多人被钓。事件中有一人叫孙中界,是河南商丘人,到上海第三天被钓,他说,我当时想助人为乐做好事。他们打他一拳说,谁让你在这做好事!孙中界一怒之下,用刀子把自己的指头剁了。我替张晖代理的时候,孙中界通过中央二台看到了我对此事的访谈,他也给我打电话要我代理,我就也代理了。孙中界是没有被罚款,但车子是被暂扣。后来车子拿回来了,但政府一直不赔偿,直到世博会前,我们起诉国家赔偿,政府才进行了赔偿。“钓鱼执法”是我经历难度比较大的案件,也受到了一些骚扰。当时我去浦东区政府旁听一个新闻发布会,起先不同意我们进去旁听,我们就不进去了。后来浦东区领导又要请我进去,说请我喝一杯茶。我说,我不爱喝。那他说,你就参观我们建筑吧。我说,我不感兴趣。他手下的一个人见我拒绝领导就很不高兴,过来就拉住我的胳膊说,您站这儿,影响也不好,您还是配合一下进去。我说,对不起,我不配合,我是不服从的公民。听完以后他也很恼火,气呼呼地走了,没一分钟,来了两个人,其中是一个彪型的女的,拿着对讲机,另外一个男人也很胖,两个人呈对角线把我夹着中间,那男人手里拿着伪装汽车钥匙遥控的微型摄影机对着我拍。我认得这东西,我就盯着看,他看到我盯着,他就作了一个开关的动作。后来我判断他肯定是在偷拍。我当时就笑了笑,走到对面。对面的草坪上停了几辆警车,警察正在开着窗户聊天。突然有个人说,快看,那个人就是郝劲松。那帮警察就全部出来。那天警察到现场主要是防止被钓鱼执法的人去闹事。但实际上那天去的人并不多。

  后来,闵行交通支队就给张晖退了一万块钱,然后找他做工作,找他老婆,父母,包括他的单位都有人做工作,希望他撤诉。如果张晖再坚持下去,肯定政府是败诉的,现在他钱就退给你。所以张晖当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好几次产生动摇。我说绝对不能撤。我说,我们是义务代理,但是只有一个条件,一二审不能撤诉。即使败了也不能撤,这案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案子,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看着你。你要是撤诉了,别人以为我们都被收买了,我也跟着你完蛋。一旦撤诉以后网民也会人肉搜索你。在这个僵持过程中政府和法院是存在很大压力的。第一政府不愿意被法院判为败诉,第二法院以前判了很多错案,如果这个案子撤诉以后,过去两年内的很多人要申请重审,法院也面临很大压力。所以一天中午,闵行法院行政庭庭长黄江亲自出马,跑到张晖的单位大吵大闹。我当时正和几个记者在饭店吃饭,接到他电话以后火速带着记者坐车过去。到了现场我看到一个秃头、穿着便服的人,当时我不知道他就是黄江。这人对着正要离开的张晖大呼“张晖,你要听话。”我迅速的打开侧门进去,对着这个人说,你是谁?你凭什么对我的当事人大喊大叫?他回答,我是法官,闵行法院的,姓黄。我问,你是不是叫黄江?因为此前这个人几次三番给张晖家里打电话。张晖很愤怒的说,你怎么知道我家里的电话。对方回答,我们是工作需要,我查到你们家里的电话。张晖看到我来了以后就不走了,马上回来跟法官争吵,说你刚才让我听话,我听什么话?你又不是我爸爸。我觉得他说得很好。然后法官的情绪就变得异常得激动说,我们法官到你们这谈话,让企业配合,这有什么错?我说,你找他谈话不是找单位谈话,人家让你到外面找咖啡厅,这有什么错,你为什么非得到单位谈?哪条法律规定的你给我说出来,如果说不出来你就是业务不熟。黄江有个毛病,说话喜欢用手指指点点。指了张晖不算,还指我,我就很生气。我说,你把手放下,有点法官的样子,哪有你这样大呼大叫。我叫他放了三次也不放。最后我就跨前一步,近距离的用手指他,准备动手揍他。我们注意到上海人都不喜欢动手,一看到我这种情况他马上软下来了,说,行,可以,我接受。我想这小子真行。这个时候,我的记者朋友也不说话,就跟着我拿着录音笔全程录音。另外一个记者就隔着铁栅栏使劲摁快门。摁快门的声音惊动了黄江,黄江突然发觉有记者,态度马上就一下子变委婉多了,但是已经晚了,因为当时最激烈的镜头已经录下来了。他的大吵大闹当然对我来说是无所谓,但是对张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当时门口聚集了五六十号人,有看热闹的,也有单位的人。张晖情绪很不稳定。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没让他回家,邀请他参加我们小组的会议。我说我们今天就要拿出方案打掉黄江的嚣张气焰。我们工作到晚上一两点,有人整理音频资料,有人选择合适的相片,也有人去联系各大论坛的版主、媒体、记者。凌晨三点多我们就把这个帖子放到“天涯杂谈”上,标题是《闵行法院法官黄江:张晖你要听话》,有图、有真相、有录音。到第二天晚上大概有69万的点击量。上海很多网友不仅是在网上骂黄江,还亲自打电话到闵行法院,找行政厅的黄江,要训他。黄江后来就不上班回家了。上海宣传部找到《天涯网站》,说能不能把这个帖子弄掉。天涯的管理者说,有图有真相,这是事实,不是虚构,你要把它撤也不合适。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把回帖的功能取消,这个帖子就沉下去了。但是回帖的已经达到2900多人。然后一直坚持到最后,开庭的早上,张晖跟我说,郝哥,咱们这个案子有多大的几率胜诉?我说,99%,。他问%1是什么?我说,%1就是你,只要你能坚持走进法庭,我们就百分百赢。还不错,最后坐了半小时。法院宣判闵行交通大队行政执法违法。宣判以后,我第一个动作就是握张晖的手向他表示感谢。因为当时觉得像这种大规模的一场战役,张晖冲在前头,顶了很多的压力。他的坚持最后给了很多网民一个交代,也算一个胜仗。我很感谢他。过春节时,他给我发短信,他觉得他在这场诉讼中,从一个老百姓成长为一个公民。我觉得这种成长非常重要,如果很多人都能成长为公民,这个国家才能变得美好。

  再有几分钟谈谈选举的事情。除了这些代理诉讼以外。另外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竞选人大代表。当时在政法大学进修,有一次开关于收容遣送制度废除的研讨会,开完了以后大家吃饭,有个朋友说,马上人大代表的选举要开始了,你为什么不试一试?我说试一试可以,当时还有一个律师,他也说可以试一试,我们就开始做准备工作。因为有的朋友他以前参加过竞选,他就传播经验说,先回户籍所在地开一个证明,证明你不在户籍所在地参加过选举,因为一个人只能参加一个地方的竞选。我回去开了证明,由于老家的人大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觉得这个人来开证明肯定是有事。这个要求合不合理?合不合法?人大开了一个会,最后找到一些规定说可以给他开证明,就是他不在这个地方参加选举。拿到这个证明以后我就来政法大学报名,登记成为选民。有了选民的资格,你就有了被选举的资格。然后我先不通知学校,到截止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找老师说,我要竞选的代表,我需要一些推荐人。然后十几个人就推荐。其中有一个人说我知道你,然后第一个给我签名,陆陆续续签了32个人,32个人足够了。拿到签名以后我复印留下一个证明,把签名推荐原件交给了学校的保卫处。政法大学的选举委员会设在保卫处。我突然宣布竞选人大代表,学校感到很突然,当时正式公布的候选人已经贴在外头了,其中,一个是政法大学的副校长马抗美,还有一个是附近一个职业学学校的一个校长。

  我们成立了一个六个人的工作小组,印了印制了2600份竞选宣言,针对选区5045名选民的分布情况挨家挨户地发了出去。直到选举前一天,这个小组才把这些宣言发完。我们还拉选票。正式竞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小组中有一个人对我说,如果念到第20票没有你,那我就走了。结果念第2票就是我。很多人投票,总数票并不多,但在所有候选人中名列第二,在独立候选人中位列第一。后来《公益时报》进行专版报道,题目《公益诉讼人士郝劲松的竞选故事》,很不容易能够发表出来,因为当年中宣部有禁令,凡是独立候选人参与人大代表竞选的,禁止报道。我的竞选故事登出来后,此报社作了三次检讨,总编被免职。这次报道也给中国基层选举留下了一些文字的痕迹。当时竞选过程也与学校发生一些冲突,在校食堂门口发竞选宣言的时候,保卫处就不同意发,保卫处带人想把我拉到保卫处去,我就不同意,用力挣脱,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然后我在食堂门口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我,郝劲松,参加竞选人大代表。我们学校的横幅上写着积极行使民主权利,但是我受到阻扰。”然后用手指保卫处的人说“他们用暴力破坏选举”,听到我的话以后,他迅速掏出手机向上级请示。后来态度变得很好,过来与我说,我请你去休息。我说,你别跟我演戏了,刚才看你的态度,我发点材料你都使用暴力。你说说,我为什么不能发?他说,选举法有规定。我说,选举法我研究过,没有这条款。北京市委宣传部有一内部材料,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对候选人自我介绍并宣传的,应予以劝说并制止。”但是容许别人介绍,不容许自我介绍。我说,这是废纸一样啊!选举委员会的领导对我说,那你也要服从党的领导。我说,你也要依法啊,不能说宣传部发一个这玩意儿就当法律用。这是唯一的与学校的冲突。以前他们觉得我挺好,一说郝劲松,大家都知道是政法大学的,为学校争光,其实我没有学籍,只是在政法大学进修。

  提问交流部分:

  提问1:郝老师,我先表示敬意,这个片子我也看了。我认为你可能概括的不太准确,就是以法律之斧为武器维护正义的做法这样的话。一个社会有不同分工,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和信息大家来把事情做完,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我说两个提法也可能是建议,第一是富士康的十连跳,它的伤害不一样,是一个人与人权利的维护,我认为你可以关注,因为这关系到一代人就是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其实是人的权利必须要保证。现在这个社会深圳市长也去当心理学家远远不够,需要用法律的语言去维护、保障,我认为这就像社会的不规范需要不同的力量去维持,或者说让它健康的成长,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第二个就是最近的股市大跌,但是公安部和国家发改委明文规定,五十万元,如果是涉嫌到犯罪或者是非议就可以立案,大家知道很多上市公司重组之前,非常明显,一两年没有成交量,但是在重组之前头一天出现几个亿的成交,这是一个白纸黑字的违法、违规的犯罪行为,这次大跌不排除腐败或者是利益操控甚至说是一种犯罪,这就侵蚀了大量的中、小投资者的权益。通过这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每个人的分工不一样,提供借鉴和思考,我们在未来的这方面有专业人士去做一点事情。

  郝劲松:每天这个国家都发生很多事,09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希望,但是从2010年我发现溃败的速度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很消沉,因为一些维权人士被打压、吊销执照。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一共七人其中有两个人被吊销、一人没通过,后来我就说你们和我一样也是老百姓,还有的人被限制活动不让出门。有一年公安部要修改一部法律,要把软禁权写入法律,公安部的一些专家遭到了法学界的反对。什么是软禁权?就是在一些活动时软禁你在家里别出门,出门就是违法,要遭到拘留。公安说他们老是批评软禁是违法的,那我们就通过法律。但是那个法律条款还是没有通过,虽然没有通过但是很多人在一些重大的活动仍然被软禁,有的甚至是在刚下出租车突然被套上头套被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打一顿,关几年然后被放出来,警告不要对某些事件的介入,我们不想听到批评、反对的声音。所以我们生活的社会危机四伏,每天都发生各种各样的事,尤其是2010年在网络上目不暇接。在2007年出现的“华南虎”事件大家都关注半年,2010年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媒体都很疲劳,中国的媒体都不愁报道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新闻,每天记者朋友都会收到大量的不允许报道的短信,每个单位都是以短信的方式通知什么不让报道,比如韩国公布的调查“天安舰”的事情不允许报道和发表评论,南京的马晓海副教授聚众淫乱罪判刑不允许评论,只能转发报道,我们是个新闻舆论管制的国家。我们做的这些事从表面上看也改变了一些东西,但是实际上对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改变不了多少,因为我们人很少。

  我曾经有一段话,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一条跑道,冲上去的人有早有迟。现在跑道上的人很少,大部分的人就在跑道上观望,跑道上的有些人冲的太靠前被抓,有的人发现苗头不对从跑道上下来,只有足够的人加入到这个跑道时这个国家才能成为民主社会。老百姓没有成为一个公民,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民主社会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公民,如果13亿人有大部分的人总是停留在老百姓的观念,民主是需要投票培养的,不是某一天大家突然走上街头这个社会就是民主了,可能会产生更长久的混乱。需要一种思维、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会表现在单位、或者是家庭、或者朋友的聚会,或者是一个公司,因为我看到有的团体已经在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做一些事。我们过去很多的事是一个人说了算,单位、行政机关是一个人说了算,在家里也是某个人说了算,我认为一个人说了算这种事就是独裁,我特别反感,需要大家都平等。比如大家在一张桌上吃饭每个人都有点菜的权利,你可以不喜欢我吃的菜,但是你不能阻碍我点我喜欢吃的菜。如果没有一些民主的思维训练,这个国家永远达不到民主社会,就是将来换了执政党也是一样,这个国家将产生混乱,因为大家没有按秩序,大家没有民主的理念,没有按秩序妥协、训练或者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也要遵守一些规则,就是使用法律。

  有人说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比如说新加坡是一个法制社会但不是一个民主社会,他们的人民生活也是生活的挺好,我和一位新加坡的朋友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新加坡这个国家会走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只能在某些事件上认为合适我们做的出来说话、做事,我认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失控的状态,没有谁能完全掌控,包括我们的统治者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统治成本,他们惯有的思维,那种人治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把中国比喻为一辆马车,经济发展的车轮在最近几年高速的膨胀直径越来越大,民主宪政和法制的车轮很小有时候还会缩短,这个马车就是一个车轮大一个车轮小,最后导致马车在倾斜的状态中前行,只要遇到一个很小的石子就会产生剧烈的颠簸。

  每天我都看到网上有很多负面的新闻,但是我们确实无能为力,像刚才提到的绑架,没有任何的解决,有时候政府都无能为力。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羽翼已经丰满,现在要操控政策,可以找一些专家帮忙代言,想让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房价为什么涨这么高?不是一、两天的事,现在要打压就会遭到某些势力的强烈反抗,中国已经被利益集团瓜分了,现在要从它们的手里要一点权利、民主很难,就是刺刀见红、某天火拼的时候可能会见到。所以这个国家的走向很迷茫、很困惑。

  提问2:郝老师我尊敬你,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多次的行政诉讼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机器,经常面对警察、法院,没有害怕过吗?有没有想过要退缩?我前段时间打过一起行政诉讼,在立案的时候就把我吓退了,我去朝阳法院立案,把材料交给法官看,法官看完告诉我让我等一下,过了一会法官带了另外一个人来,把材料退回我告诉不受理,我提出不受理的裁定,但是不给。当时法院的法官说法警过来把他带走,后来我是自己走的,当时我是很害怕。所以我就想问郝老师,你有没有害怕?有没有想过退缩?

  郝劲松:我经常害怕,是很怕,别看电视上坐在那讲,那是演播室有记者。在这个国家生活,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恐惧,包括执政党、高层的人,今天是省委书记明天就不是了,能不怕吗?今天是党的总书记,明天就不是了,开会不叫你,被看起来了。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可以不怕的资本呢?没有什么不怕的,我每天都很害怕。“钓鱼”执法我也怕,有记者说你没有汽车,但是自行车也可以钓鱼啊(笑声)。我骑自行车突然有一个姑娘说肚子疼你带我一下,肯定要帮她,可是一带交警就出现了,骑车带人罚款。每天都可怕,食品不安全、婴儿的奶粉不安全、过马路汽车都可能超过70迈。至于说政治权利几乎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比如说杨佳的案件,因为我介入不是太多今天没有谈,杀警察,拘捕、审判他,好像符合法律程序,但是把他的母亲藏起来,放到海淀的安定医院,这就是不对的,哪有把杀人嫌疑犯的家属弄到精神病院化名刘亚玲藏起来的?所以我后来有点按捺不住,申请信息公开,向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上海市闸北政府,要求公开黄金梅的下落,是否被你单位采取法律措施。这个信息公开以申请,公安的一些朋友就不满意了,就派人查这个申请人。他们一般就是查档案,我的档案在我辞职时自己拿回来了,我觉得档案被他们拿着没什么好处,所以我自己档案控制了。结果就通过另外的警察朋友打来报复,有人在查你了,国家安全局在调查你,给你打个招呼,秘密警察我能不怕吗?秘密警察可以让你消失。我的一位朋友,一天下班给老婆打电话说还有半个小时到家,他住的楼层不高,好像是三楼。当他开车到他家楼下大概是晚上六点,天已经擦黑,在他打开车门时突然出现几个陌生人就像抓犯罪分子一样套上头套迅速的抓到另外一辆车上,在拉的过程中他发出了动物性本能的大吼,那吼声大到他老婆在三楼的家里都听到,他老婆听到就下楼,问小区的保安,保安说有四个陌生人把他塞到一辆没有牌照的车带走了,去向不明。带到一个秘密的基地,按他后来回忆描述的,因为戴着头套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就像地下室一样,没有窗户只有灯,展开了为期两天车轮式的审讯。他的待遇还不错,没有被打还能吃饱,就是教育他不允许介入某些案件。

  另一个朋友的待遇就比他差多了,下午去单位上班的时候突然被几个陌生人抓到一辆车上(他住的小区的监控摄像都照了),被拉到了小汤山的一个秘密的基地,去了以后首先让你脱衣服,不脱就打(电警棍、矿泉水瓶子轮流打),最后脱得只剩下裤衩,两拨人轮番打。最后要挟他滚出北京什么维权律师,把房子、车都卖了,就是你们这帮外地律师在这捣乱。半夜两点用车把他拉到一个地方一脚把他揣下车,他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最后找到一个牌子是小汤山(2003年非典时期建立医院的地方)。这样的故事大家以前听说过吗?

  这两个人都是我的朋友,如果大家没有这样的朋友,可能认为这种故事就像天方夜谭一样。在这样的国家生活能不恐惧?我天天都恐惧,我今天可能还是胆子大点还能说说(笑声)。

  提问3:郝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做的公益诉讼的障碍有多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公益诉讼,是否对现有的司法信心的一种挑战?

  郝劲松:挑战倒是说不上,中国的法制为什么这么弱?法律有规定但是执行不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家都不爱打官司,大家打官司不多。打官司是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训练你的思维、和实际操作能力。什么叫法律?法律顾问说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用到法律,一辈子都没有打过一次官司。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完整的人生。一个国家正在转型期,需要法律彰显力量的时候,你却是一个旁观者,法律就在手边却不用,整天抱着法学书说司法不公、司法腐败,打官司也没有用,你不要起诉,起诉没有用啊。当然有司法腐败、有司法不公正、法官有时候不独立、是什么原因呢?还是我们使用法律少。如果13亿人每人都去使用法律,每次都枉法裁办,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13亿次的枉法裁判,如果只是少数人起诉,枉法裁判就枉法裁判了,反正只有少数人。很多人不去使用法律也是我们国家法制软弱的根本原因。就像我们把法律比喻为一个“病”,即使有时候面对不公的判决,比如我在有的案件也会败诉,有不公的判决,我们也希望暴露出病灶,发现是哪儿出了问题,是立法的问题还是法律执行的问题,还是司法不独立的问题。

  比如刚才提到的朝阳法院,法警、法官把他赶走,这已经是很轻的。我在朝阳法院看到两个法警把一个律师每人架一个胳膊就像拖动物一样拖出去,拖出去把你砸在地上还骂骂咧咧说他妈的什么东西。我在后面看着,我说你们每天都这样吗?转过头吼我,你是怎么回事?(笑声)我拿出诉状说我是当事人来递诉状的。对我说排号去。朝阳法院和其他的法院不一样,有领号机,领号机的前面还站了一位警察,警察首先要审查你的诉状,通过了警察的审查才能领号到窗口,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警察开始审理诉状了,警察没有这个权利啊。警察就说我们朝阳法院就是这样规定的,你以为我想审?我们还不想审呢。他还满肚子的委屈。在我遇到的法院中朝阳法院是素质最差的,法警对律师、当事人没有任何纳税人的概念,他们认为你们这些人来就是找事的。

  提问4:郝老师你好!在宪法学界一般都分为两派,一个是政治宪法学,另一个是规范宪法学,这两个派别炒作的厉害,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对我们的宪政有条件的做出努力,你认为政治宪法学适合我们大众还是规范宪法学更适合我们?

  郝劲松: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认为中国的宪法就是一张纸,一个国家连宪法法院都没有,巴基斯坦都有一个宪法法院。我们国家的唯一一次的宪法审查,就是齐玉玲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了一个规定了,最后又认为这个规定不合适,过了一段时间又宣布某年某月某日发布的规定作废。我们有宪法权利吗?选举和被选举权,表面上是有的大家投票,选的人不认识,你想选的人不让你选、控制你。至于聚会、游行、示威,开奥运会时政府宣布可以申请游行、示威,有的老百姓真的就相信他们了,就到地坛那儿登记,北京有一个老太太被劳教了一年,因为你递交了申请,但是由于她的年龄太大,只是下了裁定而没有执行。还有一个我认识的意大利的记者,是《意大利日报》的叫安古雷,是意大利的总理克鲁尼家族的一个报纸,这个记者也递交了示威游行的申请,他申请的内容是一个很含蓄性的,就是要把中国动物园的大熊猫全部释放出来,他认为把大熊猫关在笼子里太不自由了(笑声),公安局当然不会批准。宪法权利,我们连自己的民法权利都争取不到何况宪法,我们连消费者权益都争取不到。

  我们一开始做的发票案、春运不涨价案,都是消费者从一些试探性的做一些消费者的案例,希望看到政府对这些消费案例是什么样的态度?是打压、支持还是观望。我们都是一步一步的,我们一开始没有告政府只是告企业,逐步的胆子大了一点,发现政府没有打压我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还没有报道,所以我们才逐步的去状告一些政府。对有些政府部门来讲,郝劲松这样的人就是无事生非者、找茬的,但是对于某些政府官员来讲,郝劲松这样的人就像啄木鸟一样帮助他们改进错误,让他们用最小的统治成本来统治这个社会,可以降低他们的成本,就像润滑油一样。比如老百姓起诉都不立案,或者是起诉了得不到公正的判决,上访也不接待还要拘留、劳教,堵塞了所有的渠道,就会出现像火山爆发一样,所以从2009年到2010年全国各地发生了大量的群体性的事件。贵州的瓮安等于攻占了县政府,老百姓没有武器,如果有武器早就把县政府占领了,先巩固起来(笑声),没有武器,所以攻占了以后所以就撤离了。实际上就相当于一次暴动,我曾经问一个朋友,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他想了半天说暴动(笑声)。这个词吓我一跳,现在的政府出现的这种状况,大家没有解决的办法,连政府自己的统治都出现了问题。我们把政府比喻为绞肉机,这个庞大的绞肉机在运转的过程中,连它自己的零件都要绞进去,像高官也要被绞进去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这些人说不定哪天就绞进去了。不介入也会被绞进去,介入了可能那一天也会被绞进去,就是一种没有明确方法的一种生活。

  提问5:郝老师你好!首先我认为作为公民参加公益诉讼是需要对这个国家最真实的、最理性的热爱,对此我表示敬意。我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对灾区捐款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点出的是,我们对灾区捐款,把钱交给国家,然后由国家去赈灾,我认为国家是扮演了一个代理人的角色,我们把钱交给它,它代理我们去支援灾区。你认为就这个关系,国家是否应该告诉我们这些被代理人这些捐款、善款的去向,是否应该给我们一个明细。第二点就是我们公民捐款、救灾是尽我们的情分,而国家去救援灾区是本分,对于灾区的捐款是否需要一个评估,究竟需要多少的款项?国家作为尽自己的本分和责任的角度应该承担多大比例的责任?如果我们的捐款加上政府职能性的本分已经超过了灾区需要的钱,那我们的捐款又去了哪儿?我们希望为我们的同胞雪中送炭、救援灾区,而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的钱用去办一个华丽的世博会给别人锦上添花。第二个问题,对于教授换妻游戏被聚众淫乱罪判刑的问题你是如何看的?说法律在道德谴责和用刑罚处罚之间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这种游戏被判刑的话,那么是否所有的二奶、小三接受的不只是道德的谴责也要被判刑?(掌声)

  郝劲松: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个人捐款。我认为从常理来讲,我捐钱了就有权利知道这个捐款用到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常识,但是我认为你恐怕很难得到结果。因为我们国家说是人民的国家,实际上是不受人民控制的,如何花钱是政府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要想知道是如何花的很难。

  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大的一些灾难政府要老百姓捐钱,好像是政府钱不够了才让大家捐,但是我经常看到外援,就是支持北朝鲜大笔一挥多少亿就出去了,从来不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那是谁的钱?纳税人的钱。比如个人救援,大家总共捐了多少钱?国家投资多少钱?整个救灾过程的评估需要多少钱?这样的数字国家就把它当作一个机密一样保护起来,根本不需要大家知道。说不定一些人还通过救灾还“发”了,你们捐款,捐食品我们不要,我们只要钱,食品我们没法处理。

  第二个问题就是马晓凯副教授这个案子,我也一直在关注,换妻,在中国这个案子背后暴露了一些问题,我一直在关注,就是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就是性压抑人群,包括那些外地打工的、劳工家庭,无论妻子还是丈夫去外地打工的,有时一年都不回家,那些留守在家的人,他们的那种性压抑是长期聚集在一起的。在过去的很多年在中国很多人对“性”是排斥的,包括对同性恋,认为这种观点我们不能接受,现在好像开放多了。我看西方的一些都有,包括前段时间查的“天上人间”都有。所以这次的判刑,媒体报道法院的理由是马晓凯认罪态度不好,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是一个离异的,认为每个人都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我喜欢这个女孩,她也喜欢我,我们在屋里做一些行为不对你们产生一些影响,我关起门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吗?有些人在庙堂之上持道德观点批评人的时候,他可能晚上做的就是这类活动(笑声)。我们的有些官员,江苏省建设厅的厅长徐其耀,他说他和76个女子有关系,而且还写有日记。我认为如果对社会的危害性不大,比如关起门自己的事情,就像流氓罪有一天会被取消一样,也可能聚众淫乱罪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也会取消。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预测。

  我个人观点,有些人关起门对社会的危害性是不太大的。比如我有一个案件,是北京的一名妇女,介入在国外的人群,一个俱乐部,就是小型的PARTY,结果有一次和一个黑人的妇女发生肢体冲突,问我怎么办,我告诉她一般走治安程序,其他的也没办法只能报警,应该治安惩罚的就治安惩罚。可能在大城市都有这样的群体,这种群体不可否认,比如同性恋在前几年中国人都排斥它、很反感,一看到同性恋就很愤怒、讨厌,但是每个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不能阻止我去爱。北京我知道有这样的团体,周六是男同志、周日是女同志,大家聚会、交流做朋友,写一些励志的语言贴在板子上。我去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也看到他们的群体,我认为他们互相关爱很好。同性恋的比例也很高,有时候一百个人里可能就有一个,这么高的比例不能剥夺他们爱与被爱的权利。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不能阻止。

  提问6:郝老师,我是鼓了半天的勇气向你提几个问题,可能和今天讲座的气氛不太和谐,如果有不恰当的地方请你谅解,没有别的意思(郝:你这样说就是有别的意思了,笑声)。你今天讲到的几个案子里,关于火车票春运涨价的问题我个人有几点不同的意见和你商榷,就是在你面前请教一下。第一个所谓的春运不涨价,最后方作出的决定理所当然的应该是基准价,就是发改委核准后的平时的基准价不涨价,就是这个问题。在2007年以后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07年以后平时的很多火车车次票价在淡季是实行折扣价,包括你所说的275次,现在是K603次北京西—运城,这趟车次平时执行的是折扣价,就是在发改委核准的基础上优惠……(此处未听清),逢春运、暑运、五一、十一取消,取消这个以后,然后是客流属于在合理的基准价范围内上浮的,但是从2007年以后因为提出春运不涨价,铁路连核准基准价上下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等于在这种防范出现了问题。这个基准价要是针对绿皮车就是1985年制定的,如果是空调车是1997年制定的。D字头的动车每公里0.31元,这是1997年发改委的文件,不是当时国家计委的文件。高铁从2008年京津城际开通以后每公里0.46元,这个现在是试行价。大家也看到了前几天有律师就这个问题提过,这是关于基准价的问题。第二个你提到的,在刚才讲座你提到的以及在片子中提到的百分之三十三,实际上7095次北京西—太原这个车次执行的是百分之十五,1.5乘以15%应该是1.725,铁路取的是四舍五入并成2元,并不是涨成33%。我昨天查了一些资料,当时被告答辩也是以这个情况提出的,四舍五入到2元。第三个是关于补贴方面,就是学生票补贴,学生票在历次春运中是不上浮的,而且我们知道随着扩招学生的数量和十几年前相比已经增长了很多,铁路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背上了这个责任,到现在为止也没取消,我们也看到每年有大量的假学生证的使用也造成了铁路很多收益的损失。而且关于补贴这方面,农民工有比较的欠缺,我个人的观点,除了学生和农民工以外其他人乘坐火车是不应该享受补贴的。因为纳税人的钱是全体人的,如果铁路造成了亏损还是要全体纳税人出钱,相当于全体公民补贴那些经常坐车的公民,这样似乎是不合理的。第四关于高铁这问题,你在网络上有过一些评论,在高铁这个问题前几天有律师提出垄断的问题。可是事实上大家担忧的问题好像没有发生,因为我们看到D字头、J字头火车开通以后,很多线路的汽车比如北京—太原、北京—沈阳的汽车票大幅度的降价,飞机票大量的打折减少了很多的班次,由此看来似乎谋求暴利的是汽车和飞机,高铁这方面好像有一点问题。提出这些我没有别的意思,我非常赞赏你的公益诉讼,也非常支持你,提出这些商榷也是希望我们更好的完善这个公益诉讼。谢谢!

  郝劲松:首先我认为这位朋友可能是铁路系统的(笑声!不是)对于铁路的算价和计价方式做了研究提出了一些东西。铁路春运我们要有一个关注,就是春运不涨价以后,铁道部在采访时说了一句话,自从春运不涨价以后铁道部每年损失三个亿,三个亿就省给那些每年春节坐火车的旅客。三个亿对个人来讲是个大的概念,对铁道部来讲并不是个大的概念,因为铁道部每年从财政部获得大额的补贴。比如这次的高铁、动车,投入了高达1500亿的,这个数字我记不太清楚。至于高铁的价格我想大家都有数,明显过高承受不起,我经常坐火车,为什么我老是告铁路就是因为我老坐火车老发现问题。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有个朋友对我说赶紧把民航给告了,我说二十年没坐过飞机,他说难怪你不告民航。铁路在开通动车、高铁时,为了迫使大家坐动车高铁,因为票价贵大家要选择其他车次,所以每个地方在开通动车、高铁时,都相应的停了很多城际列车、慢车、K字头车次,迫使你必须坐动车,这个行为非常的恶劣。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说到的“怕”,我害怕,警察也很怕。比如杨佳袭警案以后,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一个情况,杨佳杀警以后北京所有的派出所,我去派出所办事发现以前都是敞开式办公,进门找谁都可以,但是现在不行了,所有的派出所都安装了高厚度的防盗门,有密码是封闭式的。你想找谁,在玻璃内的内保先和你要找的人确认了,才能开门让你进去,我就他们谈话问什么时候改成封闭式的?回答说就是杨佳杀警以后。原来你们也怕。警察马上很严肃说,怕什么,我们就是干这行的(笑声)。我说你们不怕为什么安防盗门?回答说那是领导怕(笑声)。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很多都很怕。杨佳为什么杀警察?我们调查,杨佳在很多年前对警察就有了仇恨,这个仇恨的种子来源于太原铁路局警察。有一次杨佳去太原旅游在火车站,排队买票时有人插队、加塞,因为是从北京来,认为应该按照规矩做,就投诉警察为什么不管、不制止?太原铁路警察什么时候被人讯过,一看你是外地人,长的不是很白,强行的把他拉过去痛打了一顿,那次被打的“伤”要远远大于在上海的“伤”,当时门牙被踢掉打成脑震荡。然后杨佳就投诉,太原铁路公安局赔了两千元钱。从犯罪心理的角度来分析,他对警察的仇恨从那时就开始种下了。一个人的心灵受到伤害以后就像一颗生锈的钉子订到门板上,虽然把钉子拔掉了,但是生锈的孔洞是常年存在的,有时候是根本无法恢复的。所以他在上海当有警察去拦他检查他的自行车时,本身他就很恼火,拿着票不近距离的给警察看,警察说你拿来我看不清楚,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查别人就查我?导致第二次和上海警察发生冲突;这次上海警察的冲突可能就是皮外伤,并没有网上说的把下部踢坏了,因为他发了帖子以后上海公安局还专门到苏州把他抓起来,也不逮捕、审判,等杨佳案子审判执行完了就把他放了,但是那个人已经受到了惊吓。所以我认为统治和被统治一旦处理不好就是火拼和血拼的代价,谁都怕没有人不怕。大家看看一系列发生的袭击儿童的事件,能不怕吗?

  在若干年前在王府井就发生过这种事件,有一个人持匕首杀了一名出租车司机,然后开着出租车冲到王府井大街上逢人就撞,撞了四、五个人,法院在审判时他说我仇恨这个社会,去王府井大街的都是有钱人,我就是恨有钱人、当时我就觉得不安全了,我觉得那天我没上王府井大街,我要是去了就是我(笑声)。所以每天我都感到很恐惧、很不安全,我做这事有时是被迫的,我觉得真是乱得不可,该做点事心里才能获得一些安慰、有一点平衡,如果整天什么都不做,等着这个时候一天天的烂下去,总有一天天下大乱。

  提问7:你好!我是一个普通的网友,就在一个月以前4月16日我亲自到福建的法学院去声援我们的三位网友,当时是有消息说你是在周围的一个茶楼里,用另外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的声援活动。因为这件事情后来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和教授给了很高的评价,说这是二十一年首次以言论自由为口号,声援示威的活动。在一审判决之后还有上诉和二审,但是很有可能还没有上诉时人可能就被放出来了,因为在之前已经被关了九个月。我想知道你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你当时是在现场么?

  郝劲松:福建马尾案我一直很关注。但是介入现场观摩团是偶然的,因为那天我刚好接受了福建南平就是受到伤害的儿童父母亲的委托,我要去南平法院起诉这个学校,当时我坐的是T46次火车,一下火车就看见我认识的网友“屠夫”,我以为他是来迎接我的,他说我们组织了一个观摩团后续的人马上就到,然后就陆续的看到几个人还有一些网友。大家汇合到一起时已经是11点半到了饭点就一起吃饭,在吃饭时就问我来福州干嘛?我说我是从福州倒车要去南平代理受伤家属起诉南平实验小学,在吃饭的过程中有一位朋友问我是什么时候起诉?我告诉他是早上9点半。他就说那你起诉完了到我们这儿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想饭已经吃了,大家又这么邀请,我就答应了。马尾案是第二天和我的起诉不是一天,南平案我递了诉状以后就坐车去福州的马尾区,打车去了马尾法院附近的一个大宾馆,前台的服务员一听说要住宿马上就很警惕,告诉我客满了不接待,没有预定让我去另外的一家宾馆,在住宿登记时就听到一位服务员过来说刚才上楼的两个人你只登记了一个人的证件,你让他把另外一个人的证件也登记,如果有结婚证也要登记,今天晚上警察打电话要查房。因为有些网友已经入住了,我就一个人没有和其他的网友联系。我住的宾馆步行到马尾法院,大概是四百米。第二天上午我带上电脑就到了现场,当时的人不太多,已经开始集会了,这就是一次没有经过批准的集会。到了法院开始的时候,这些集会的人就开始示威,喊口号唱国际歌,我当时看到网友“屠夫”坐在地下直播,我找到离现场二百米的一个装潢材料城,我看到观摩团的网友去里面上厕所。进大门有一张透明的桌子和两把椅子,去就把电脑摆在桌子上,从斜面可以看到现场。有一段时间我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是两千人,实际上那天到场的就是几百人。我后来在网上更正了,两千人的错觉是如何产生的?当时现场聚集的人围在中间,有一些看热闹的当地百姓,保安把两边的路封了,保安之间的距离大概有五六十米,我的装潢建材城的位置要上几个台阶,我的视线正好和聚合的人头几乎是平齐的,所以我看到的场景就像是有五十米的一个人群的方阵,当时认为是有两千人,实际是视觉上的一种错误。我就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有记者打电话问他们在干什么?我告诉说在唱歌。问我唱什么?我告诉他,听不到,只能是看到他们的嘴在张,有人在打拍子。后来我知道他们唱的是国际歌,还有草泥马之歌(笑声)。也有保安问他们唱的是什么?另外的保安就告诉他别问了是骂人的话。我做了这样的一个直播,然后我在饭店看到宣判后有人抬着条幅进行了一次简短的游行,那条街道大概有二三百米长,警察只是在周围拍摄,我听到其中的一位警察说某某来了,他的脸上有一颗痣,分散到人群的便衣。有一段时间我站到台阶上离的很近,“屠夫”看到就过来和我打个招呼,有一个警察马上拿出自己的小型卡片机“咔咔”拍两张,就像接头一样。但那次活动能全身而退也是不容易的,警方没有采取抓捕的措施。那次的游行、示威也算是成功,一次小型的活动,开创了很多全国关注的公民聚集在一个地方,共同关注某些人的命运。因为那几个人的命运和你们一样,每个都在网上发言,每个人都可能被抓,每个人都可能以诽谤罪、诬告陷害罪被逮捕。如果你不反抗下一个就是你。

  提问8:郝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到三味书屋来听你的讲座,我听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和你讨论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你提到的在跑道上的人很少,很多是旁观者,我认为今天能坐在三味书屋的很多不是站在跑道上,可能是大家都不知道是这么想,或者是不知道“跑”的方向是什么?本来我想问的是该怎么“跑”?但是你说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学法律打一些官司,但是你又说对现行法制的失落。那就是我们应该懂法律但是我们却充满了失望,我的问题是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的信念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发生了很多事件,比如杨佳案、或者是现在各地的伤小孩的事件,杨佳杀的是成人,可以说成人是罪恶的,那对孩子来说他们是无辜的。你们的公益行为能对我们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引导?第三个问题,因为我是一名普通的白领,我的生活很简单,经常上新浪的微博,看到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刚才的那位听众的提问,强调的是农民工的问题,我当时的理解我们也在天天加班,为什么我们没有跳楼?我认为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思考,在中国的很多私企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是游离于法制之外的,比如说国家规定的节假日三倍的工资,我是从来没有见到过,但是有压力照样上班。富士康的事件是在短时间内一个非正常的死亡事件,国家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就是政府部门应该介入?这是一个小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富士康的事件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或者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能不能起到推动作用?能否让真正的管理层透明化为我们国家的法律去做约束。

  提问9: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才提的问题,我现在感到比较困惑的是,你刚才提到了批判、社会的颓败,或者说暴动,那么我认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体制内和平的推动社会进步,那在社会中有这种颓败的层面,我们战斗的结果能否给我们做一个判断,一定要让我们有信心在做公益活动之类的工作上看到艰苦。谢谢你!

  郝劲松:先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我以前曾经说过在民主的跑道上脱离了政府是不行的,因为政府也在这个跑道上。所以有时我们推动的利益是希望让政府感觉到我们是善意、安全的力度,它能承受。政府有时抓人是因为它认为这个人的推动度不能容忍,认为是推翻它、不是往前推,政府有时认为你的力度太大了,不是往前推是倒推,所以就抓人。当然它是比较敏感的统治者,有时是极端阴险,一些人在聚会吃饭时都认为这班人是不是针对什么要开会。

  杨佳的袭警案,很多年为什么只出现了这一起?监管法管用。但是这种只能用一次,而且可复制性和模仿性小。很少有第二个杨佳再杀警察,这种改变的成本是巨大的。不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模仿性,其他人的可能性都极低,除非那些人已经走上了绝路。

  我为什么提起这么多的诉讼?刚才那位听众说我既提到希望又提到绝望,这就是我的生存状态,我每天就是在希望和失望中度过的。有时有希望,有时又会产生绝望的情绪,这是我真实的状态。我看中国的很多人在精神上、心理上都有很多的障碍,在这个国家生存没有精神障碍我认为是不正常。(笑声)每天各种各样的事情、不正常的事情,除非你是木头、麻木不仁,就像鲁迅笔下的闰土。

  富士康的十连跳,如果涉及到一些人威逼、使用殴打或者是其他方式使得跳楼自杀,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如果是因为心理的压力、工作的强度,我认为很多人都在自杀,每天有很多人在结束自己的生命,选择结束。我们也找不到有效的方法,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一些企业,包括政府对员工的心理健康的安抚,或者是解决机制几乎没有。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因为让座问题,有一个人突然拔刀把另一个人捅死了,这种绝对不是因为让座而产生的,而是那个人的愤怒、焦躁的情绪已经达到了爆发点,让座仅仅是个导火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绪,对社会不满,社会一有事件大家就会聚集在一起,产生一些无硬性的行为,这个事不是我的,但是我看到城管执法我就来气。

  我有一次在北京看到城管执法,一位农民工用三轮车装了一车小橘子,然后城管要把这车橘子拉走,我们就围观,在围观时看到农民工拉住城管不让拉走,但是城管的人多,要把三轮车抬到城管的执法车上,我问城管的,你把这橘子没收回去做什么用?城管说我们就是要查封。我说是不是往动物园送喂动物。回答说对,就是喂动物。我就告诉卖橘子的农民工,你宁愿把橘子翻了也不要让城管把橘子拉走?农民工上去就把自己的三轮车掀翻了,一地橘子,三轮车被推走了。北京发生过崔英杰持刀捅死城管的一名副大队长,刀直接捅到颈动脉折断,后面的人不知道使劲按住伤口。大家知道在医学上捅断颈动脉是没治,除非当时身边就是手术台。社会的这种矛盾使很多人吃不上饭。所以我们能解决什么问题?我有时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怀疑,解决一个发票问题能管用吗?会不会有人起到一些带头作用,但是我发现自己起到的正面作用赶不上这个社会溃烂的作用。有时我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事情太多了,我很多时候会接到很多人的求助电话,我们只能说抱歉。大量的土地被征用、房屋被拆迁、你能做什么?做不了什么。每一个人都是弱者。我认为包括政府的高层领导,他们都无能为力,人民养了你,你们看着办,也是无能为力。什么时候说看着办,在指挥不动的时候才这样。郝劲松说请你吃饭,你说我晚上顾不上,作为你的朋友了,你来不来你看着办,就是不起作用了。整个政府体制都出现混乱,地方不听中央、山头林立、谁都不服谁,谁都认为自己是老大,过去那种一个人式的权威在中国已经不存在,各种各样的斗争,最后老百姓最受苦。所以我现在就是瞎活着,活一天算一天,大家还认为这个做了好多事,我是趁机赶紧做,要不将来来不及做了。(掌声)

  主持人:谢谢郝老师的演讲!幸亏他最后有这么一句话,否则今天的讲座给大家带来的悲观情绪太重。我们其实都是这样,今天如果我们睁开眼看,社会确实是到了崩溃和溃败的边缘。各种问题我想大家了解的并不比我少,如何确定我们自己的目标?如何确定我们自己的生活?我想还是我们个人的事。希望总是在没有希望当中才有诱惑力,尽管我们也没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有所行为。郝老师今天做的讲座介绍他的一些行为,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什么,但是要看到毕竟给改革和社会进步留下了脚印。我们的历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喜欢用大场面,就是国家、社会、天下,很少谈到个人的价值。我们可以看看,偶尔谈到个人也讲的是那些君主、大臣、英雄等等,在整个推动历史的进程当中很少提到个人的作用,所以让我们的思维习惯也受到影响,我们考虑问题时总是轻视个人、排斥自我,养成了仰赖上方、等待恩赐,老是盼望着有英雄和救世主出现,很少想到自我解救,老是想等别人来解救。其实社会的每一点进步都不能否认个人的价值,我们远的不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许多的点滴进步都和个人的努力分不开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举具体的例子,简单说,从孙志刚到唐福珍这期段时间,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他们都对整个推动历史的进步改变我们社会现存的状态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郝老师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其实我是想说,当你面对社会不公正,准备挺身而出去抗争时,不要感到孤立,因为你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大家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只是因为更多的人缺乏勇气,或者说缺乏自信,当然也有患得患失的想法,不得不隐忍和沉默。现在我们从社会舆论和导向上仍然在强调那些大观念,国家、社会、集体大观念,我认为需要恢复个人的价值,要强调个人的本位,同时也要强调个人的责任。简单说我们要改变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这种虚无的道义,应当把它变为变己任为天下,尽管细小但却是真实的行动,这才是从臣民、顺民向公民社会转化的一道岭。而且我认为个人人格的完整才是民族人格的完整,个人的幸福和尊严才是国家的富强和尊严,而不是颠倒过来。我想自强、独立、自由、自强不息的公民才是推动历史真正进步的力量。(掌声)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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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海2003年因“超龄”一天而不得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由此引发了2004年至2008年连续8次对广西人事厅的诉讼。刘家海以科学人才观为指导,引入政治权利能力和政治行为能力的概念,完成了对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报考权、竞优权的理论构建,解决了保护公民政治权利需要与反对泛歧视论需要的问题,对促进公务员录用制度的完善和促进国家法治能力的建设提供了有一定价值的思考和实践。联系方式:falvguangcai@sina.com 。更多信息请登陆广西公益诉讼网(http://www.gyss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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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楼]    发表于: 2010-11-05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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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诉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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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楼]    发表于: 2012-07-27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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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硬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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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楼]    发表于: 2012-08-31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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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你厉害,不知道你这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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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楼]    发表于: 2012-11-13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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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衙门里“聪明”的人太多,所以法治进步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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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楼]    发表于: 2017-04-04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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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法律放光彩 @ 2012-11-13 21:20 )
  衙门里“聪明”的人太多,所以法治进步很难。

可惜就是像《我不是潘金莲》里的贾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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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楼]    发表于: 2017-05-27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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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法律放光彩 @ 2010-11-05 10:51 )
  胜诉才是硬道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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