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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主]    发表于: 2015-06-18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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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姐夫是株洲民警,2012年10月24日在尚未看到市公安局10月23日的退休文件情况下,在合理的工作时间和合理的工作地点(管区内道路上)不幸意外死亡。其后市公安局一直未按规定对其死亡性质(是因公牺牲还是病故)作任何认定,不得已,我于2014年6月代理亲属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两审诉讼历时一年多,2014年3月12日收到二审判决。2015年5月7日,我再次代理亲属向省法院申请再审,但因某种原因案件被暂时搁置。期间我先后于2014年8月29日、2014年11月26日在本栏以隐名形式上传了题为《本案诉讼请求搞错了吗?》及《死亡之诉,敬请赐教》的涉案文帖,因感到本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涉及公务员因公牺牲法规有待像企业职工因工死亡法规一样进一步完善问题,同时也涉及法院如何适用法规、如何认定事实和证据问题,故现已实名形式上传本案再审申请书,并将陆续上传相关文帖,期望得到网友(特别是校友)的关注,以促使本案最后得到公正合理的判决。我因在医院24小时持续照顾父母已六个多月,倍感诉讼之累,但愿本案能早日了结,让死者和生者得到应有的慰藉。我在此向各位表示深深的谢意!
行政申诉状

申诉人(二审上诉人):
胡希辉,男,生于1929年12月17日,原衡阳向阳机械厂军代表,已退休,现住衡阳市石鼓区团结村20栋2单元204号,胡道堂之父,身份证号43040419291217203X
冯小阳 女,生于1952年12月17日,原株洲玻璃厂医生,已退休 ,现住株洲市石峰区响石四村18栋405号,胡道堂之妻 ,
身份证号430203195212173062
胡 昕 男,生于1980年5月6日,现住株洲市石峰区响石四村18栋405号,胡道堂之子,身份证号430203198005063016
委托代理人:冯少华 男,生于1957年3月23日,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住长沙市韶山北路177号银园公寓4栋2904,身份证号:510212195703231614,与委托人系亲属关系
被申诉人(二审被上诉人) :株洲市公安局
案 由:申诉人因不服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株中法行终
字第36号《行政判决书》, 提出申诉。
申诉请求:
1.撤销株洲市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株中法行终字第36号《行政判决书》,
2、判令被申诉人依法发给原告《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证明书》;
事实和理由:
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关于公安部门人民警察抚恤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了两个文件:即1996年公安部下发的(公发【1996】)18号《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和2014年民政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教育部联合下发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
《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1996年11月19日公安部、民政部颁布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1997年8月20日国家安全部、民政部颁布的《国家安全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1998年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民政部颁布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抚恤办法》、1999年11月16日司法部、民政部颁布的《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抚恤办法》同时废止。
申诉人认为二审判决在本案中适用已经明令废止的(公发【1996】)18号《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不可否认,胡道堂是在2014年4月30日生效并实施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之前死亡。但也不可否认,被上诉人在2014年4月30日生效并实施《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之前并未对胡道堂死亡性质(属于因公牺牲还是属于病故)作出任何书面认定。因此在上述时间之后审理本案,确认胡道堂系因公牺牲依法应适用《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
我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第八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如《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这些规定既体现了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也彰显了我国法律对人的关怀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有必要指出的是,二审判决对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及《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的理解极为狭隘,且忽略了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及《立法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显然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毫无疑问,在涉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的问题上,对已经作出处理的纠纷应适用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但对尚未作出处理的纠纷应适用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申诉人认为,《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与《工伤保险条例》在立法原则和立法精神上事实上是一致的,因此尽管两者在法规条文的规定方面由于立法技术方面的问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但在法律适用原则上毫无疑问应该是一致的。另外以抚恤金的发放途径为例:原《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警察死亡,根据死亡性质和本人死亡时的工资收入,由持证明书的死亡人民警察家属户口所在地的民政机关计发一次性抚恤金。而新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十七条规定: 烈士的一次性抚恤金、增发一次性抚恤金,由颁发烈士证书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发放;因公牺牲、病故人民警察的一次性抚恤金、增发一次性抚恤金,由所在单位的县级以上政法机关发放。两项《办法》对抚恤金的发放途径的规定不一致,尚未发放的抚恤金理所当然只能按新规定的发放途径执行。
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证据不足:
二审判决认为:胡道堂生前曾负责石峰头一村、二村、三村等社区警务工作,但2012年6月胡道堂已将工作移交给了同事贺黎明,不再负责该社区警务工作,该社区警务工作从2012年6月份起一直由贺黎明负责,考虑到胡道堂临近退休,响石岭派出所所长易运生2012年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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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楼]    发表于: 2015-06-23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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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技术问题,法院网未能全文登陆本帖,现根据网管意见,进行技术处理后重新上传本帖:
公务员因公牺牲法规亟待进一步完善
我姐夫是株洲民警,2012年10月24日在尚未看到市公安局10月23日的退休文件情况下,在合理的工作时间和合理的工作地点(管区内道路上)不幸意外死亡。其后市公安局一直未按规定对其死亡性质(是因公牺牲还是病故)作任何认定,不得已,我于2014年6月代理亲属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两审诉讼历时一年多,2014年3月12日收到二审判决。2015年5月7日,我再次代理亲属向省法院申请再审,但因某种原因案件被暂时搁置。期间我先后于2014年8月29日、2014年11月26日在本栏以隐名形式上传了题为《本案诉讼请求搞错了吗?》及《死亡之诉,敬请赐教》的涉案文帖,因感到本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涉及公务员因公牺牲法规亟待参照企业职工因工死亡法规进一步完善问题,同时也涉及法院如何适用法规、如何认定事实和证据问题,故现以实名形式上传本案再审申请书,并将陆续上传相关文帖,期望得到网友(特别是校友)的关注,以促使本案最后得到公正合理的判决。我因在医院24小时持续照顾父母已六个多月,倍感诉讼之累,但愿本案能早日了结,让死者和生者得到应有的慰藉。我在此向各位表示深深的谢意!
行政再审申请书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
胡希辉,男,生于1929年12月17日,原衡阳向阳机械厂军代表,已退休,现住衡阳市石鼓区团结村20栋2单元204号,胡道堂之父,身份证号43040419291217203X
冯小阳 女,生于1952年12月17日,原株洲玻璃厂医生,已退休 ,现住株洲市石峰区响石四村18栋405号,胡道堂之妻 ,
身份证号430203195212173062
胡 昕 男,生于1980年5月6日,现住株洲市石峰区响石四村18栋405号,胡道堂之子,身份证号430203198005063016
委托代理人:冯少华 男,生于1957年3月23日,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住长沙市韶山北路177号银园公寓4栋2904,身份证号:510212195703231614,与委托人系亲属关系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 :株洲市公安局
案 由:申请再审人因与被申请人其他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不服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株中法行终字第36号《行政判决书》,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再审请求:
1.撤销株洲市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株中法行终字第36号《行政判决书》,
2、判令被申请人依法发给原告《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证明书》;
申请再审所依据的法定情形:
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四)项申请再审。
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关于公安部门人民警察抚恤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了两个文件:即1996年公安部下发的(公发【1996】)18号《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和2014年民政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教育部联合下发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
《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1996年11月19日公安部、民政部颁布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1997年8月20日国家安全部、民政部颁布的《国家安全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1998年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民政部颁布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抚恤办法》、1999年11月16日司法部、民政部颁布的《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抚恤办法》同时废止。
申请再审人认为二审判决在本案中适用已经明令废止的(公发【1996】)18号《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不可否认,胡道堂是在2014年4月30日生效并实施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之前死亡。但也不可否认,被上诉人在2014年4月30日生效并实施《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之前并未对胡道堂死亡性质(属于因公牺牲还是属于病故)作出任何书面认定。因此在上述时间之后审理本案,确认胡道堂系因公牺牲依法应适用《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
我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第八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如《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这些规定既体现了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也彰显了我国法律对人的关怀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有必要指出的是,二审判决对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及《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的理解极为狭隘,且忽略了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及《立法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显然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毫无疑问,在涉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的问题上,对已经作出处理的纠纷应适用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但对尚未作出处理的纠纷应适用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申请再审人认为,《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与《工伤保险条例》在立法原则和立法精神上事实上是一致的,因此尽管两者在法规条文的规定方面由于立法技术方面的问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但在法律适用原则上毫无疑问应该是一致的。另外以抚恤金的发放途径为例:原《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警察死亡,根据死亡性质和本人死亡时的工资收入,由持证明书的死亡人民警察家属户口所在地的民政机关计发一次性抚恤金。而新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十七条规定: 烈士的一次性抚恤金、增发一次性抚恤金,由颁发烈士证书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发放;因公牺牲、病故人民警察的一次性抚恤金、增发一次性抚恤金,由所在单位的县级以上政法机关发放。两项《办法》对抚恤金的发放途径的规定不一致,尚未发放的抚恤金理所当然只能按新规定的发放途径执行。
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证据不足:
二审判决认为:胡道堂生前曾负责石峰头一村、二村、三村等社区警务工作,但2012年6月胡道堂已将工作移交给了同事贺黎明,不再负责该社区警务工作,该社区警务工作从2012年6月份起一直由贺黎明负责,考虑到胡道堂临近退休,响石岭派出所所长易运生2012年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ceng找胡道堂谈话,让其在家休息。上述事实有株洲市公安局石峰分局响石岭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贺黎明工作记录》、胡道堂书写的《移交有关资料清单》、贺黎明办理的两份《湖南省补录人口信息审核表》(申请人分别为吴飒菁、肖睿)、响石岭派出所所长易运生出具的《关于胡道堂同志的相关情况说明》、响石岭派出所副所长刘京萍出具的《情况说明》、贺黎明出具的《说明》等证据证实。上诉人提交的株洲市石峰区石峰头社区2012年6月14日出具的黄桂香死亡证明、石峰头一村黄永华户口登记卡及其身份证复印件等并不能反证胡道堂死亡当日在上班为社区居民服务。因此,胡道堂死亡当日并未在上班或执行任务。
申请再审人认为:
第一、被申请人所述胡道堂在2012年6月份已进行工作移交,主要证据不足。申请再审人在一审质证意见及代理人代理词中已作了阐述,故不在此赘述。
退一步说,工作移交显然既不等于退休手续,也不产生免除胡道堂上班的义务或剥夺了胡道堂上班的权利的效力。被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胡道堂2012年6月“移交工作”以后没有上班,也没有证据证明2012年6月“移交工作”以后给胡道堂安排了任何新的工作岗位。事实上,2012年6月“移交工作”以后胡道堂一直在原管区上班,甚至10月法定国庆假日和生日都没休息(见悼词和派出所所长易运生证词)。
从另一方面说,由于民警工作的广泛性和兼容性,除非退休,所谓工作移交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部移交。换句话说,只要民警没有退休,即使进行了某种工作移交,仍然有义务也有权利依照民警职责进行有益无害的工作——《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第十七条规定: 责任区民警工作主要包括:(一)人口管理;(二)情报信息收集;(三)安全防范;(四)治安管理;(五)服务群众。第三十八条规定: 服务群众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在社区警务室定期接待群众;(二)设立警民联系箱、联系簿,发放警民联系卡,公布联系电话;(三)帮助联系解决群众求助的事宜;(四)为群众代办户口、公民身份证件等事宜,对孤寡老人、残疾人等有特殊困难的群众实行上门服务;(五)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二审判决以胡道堂6月份已移交工作否认胡道堂10月24日上班的事实显然是牵强附会,完全不合逻辑;
第二、国家关于公务员休假一直都有明确规定,即法定节假日,如周六、周日、国庆节、春节或病假、事假、探亲假、婚丧假等等。公安机关也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和休假制度。被申请人没有出示任何制度依据证明临近退休民警退休前必须“休假”,没有出示任何制度依据证明派出所所长有权随意要求临近退休民警退休前“无限期休假”;相反,任何部门都有休假必须履行休假手续的规定,任何人休假不履行休假手续无疑都存在受到旷工处分的风险。
从另一方面说,胡道堂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民警, 工作几乎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他临近退休前的国庆节和生日都不愿休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临近退休前接受所长“无限期休假”的安排,因为退休后他面临的将是“永远的假期”。
胡道堂的领导说 “让其在家休息”, 但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如休假手续等)证明其所说属实,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如有关制度等)证明胡道堂必须接受该领导的“安排”,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如签字等)证明胡道堂已经接受了该领导的“安排”,且该领导显然与被申请人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即,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
退一步说,(10月8日以后)“让其在家休息”既不是让其退休,也不能证明其“实际在家休息”。毫无疑问,10月24日胡道堂没有在家休息,而是在管区上班,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其是在合理工作时间内在其合理的工作区域内死亡的。
第三、二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株洲市石峰区石峰头社区2012年6月14日出具的黄桂香死亡证明、石峰头一村黄永华户口登记卡及其身份证复印件等并不能反证胡道堂死亡当日在上班为社区居民服务。因此,胡道堂死亡当日并未在上班或执行任务。
申请再审人认为:
申请再审人证明胡道堂死亡当日在上班的主要证据不是黄桂香死亡证明和黄永华户口登记卡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而是如前所述,主要证据是其是在合理工作时间内在其合理的工作区域内死亡的事实,至于上班做了多少事,做了什么事并不重要。二审判决对申请再审人的主要证据避而不谈,顾左右而言他,在申请再审人上诉时并未要求认定的旁证上做毫无根据、苍白武断的文章,不能令人信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
(四)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
申请再审人及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表明,胡道堂实际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玻璃厂附近的道路实际在石峰头社区之内,也就是胡道堂的领导证言中所述的其社区内,胡道堂居住的响石四村与石峰头村是相隔很远的两个社区,被申请人极力否定胡道堂仍在石峰头社区工作,其原因就是因为玻璃厂附近的道路实际在石峰头社区之内)因意外事件不幸死亡的。因此,参照上述规定精神,本案应由被申请人证明胡道堂10月24日工作时间在管区不是在上班工作。但在本案中,被申请人除了陈述了一些没有充分逻辑关系的所谓事实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胡道堂10月24日工作时间在管区干什么,换句话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胡道堂10月24日工作时间在管区不是在上班工作。既然被上诉人举证不能,理所当然应该根据“工作原因推定原则”依法推定10月24日胡道堂是在管区上班工作——上诉人作为胡道堂的亲属所知道的客观事实真相原本也就如此!
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上诉人提交的胡道堂10月24日为民服务的书证(胡道堂随身遗物)未被原审判决采信,但上诉人对该书证证明胡道堂10月24日当天在管区上班为民服务的事实确信无疑,因为该书证系两位不习惯出庭作证的证人(管区群众)委托胡道堂办理的事宜。上诉人由证人证言得知,胡道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群众的最后一句话是:只要不违反办事原则,这是我份内的事,我明天办好后就给你们送来。但令人痛心的是,胡道堂还没有来得及兑现他的承诺,便不幸离开了人世。对于这份证言,申请再审人为了不让证人为难,在开庭前将其从已提交给法院的证据中撤销了——证言虽然撤销了,但事实永远是事实!
死者已逝,有些问题按照被申请人有关人员的说法已死无对证。本案事关如何适用法律及证据规则,如何完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如何维护临近退休民警的工作权利、如何执行临近退休民警的工作制度,以及如何维护死者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彰显了国家对人民警察的人性关怀,法院审判也应契合人情常理。因此,恳切希望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证据规则以及处理死亡性质认定的基本原则,如合情合理原则、保护伤亡者原则、工作原因推定原则、有效证据证明原则等认定本案事实,确认胡道堂系因公牺牲,并判令被告发给原告《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证明书》。
最后,申请再审人认为有必要指出的是:二审判决对胡道堂去世时仍为在职干警,享受在职干警待遇的事实认定是正确的。但二审判决与一审判决一样,在其他实质问题上除了简单地罗列事实、证据和法院武断的结论外,也看不到其证明、推理过程及事实、证据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在一审中陈述的主要理由,也是避而不谈,判决理由无视基本的证据规则和逻辑规则,让人不知其所以然。法院审判事关公民切身权益,不是儿童游戏,申请再审人保留在法院释明判决理由和判决依据后进一步陈述意见的权利。
综上所述,申请再审人特提出前述请求。请再审法院依法改判。
此 致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人:

2015年3月12日

附:1、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株中法行终字第36号《行政判决书》及申请再审人上诉状
2. 申请再审人起诉状、代理词、被申请人答辩状及一审判决
3.申请再审人证据清单(附证据)
4.被申请人证据(11份)
5.申请再审人质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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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发表于: 2015-07-01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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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一:
本人现因照顾卧床的母亲,暂时没有时间去跑申请再审案件。但愿有关法院能依法及时办理此案。
法规是需要不断完善的行为规范,任何一种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都是完善法规的良好契机。但愿本案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这对完善相关法规也许具有积极的意义。现上传本案一审代理词,但愿该代理词对浏览本案文帖的网友有所裨益。
代 理 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现就本案有关问题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由来:诚如诉状所述,胡道堂作为一名临近退休的民警,于2012年10月24日因意外死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作为公安机关政治部门应及时对死亡性质作出认定,发放有关证明书和抚恤金,但时至今日,原告并未收到任何证明书,抚恤金在2013年5月领取了3.5万余元,起诉后的2014年9月19号领取了7.9万余元。起诉前原告曾多次向被告反映意见,但都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五条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各级政法机关)要做好抚恤优待政策的执行、宣传工作,关心抚恤优待对象的工作和生活,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
本案不仅是事关胡道堂家属合法权益问题,而且是一个可能事关众多临近退休民警,广而言之,是一个可能事关众多临近退休公务员(包括法官)甚至在座各位合法权益的问题。胡道堂及其众多临近退休民警的合法权益不仅应得到合理制度的保障,也要避免因为有关部门有关人员的某种个人因素导致不作为或错误作为而受到损害。因此,代理人恳请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从有利于执行合理的制度,促进有关部门有关人员认真、积极履行职责,维护临近退休民警合法权益的基点出发,依法对本案进行审判。
二、关于法规的适用问题:
被告认为,原告以2014年4月30日生效并实施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作为诉求的法律依据属于适用依据错误,而在此时间之前死亡的应该适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
原告认为:被告在2014年4月30日生效并实施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之前,并未对胡道堂死亡性质作出书面认定,因此原告在上述时间之后要求确认胡道堂系因公牺牲而适用《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并无不当。
我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毫无疑问,作为原则,法律、行政法规一般都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是,任何原则都是相对的,都可能有例外。对于法不溯及既往这项原则来说,如果法律的规定是减轻行为人的责任或增加公民的权利,也可以具有溯及力。因此,为了更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立法法》规定法律规范可以有溯及力。如《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这些规定既体现了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也彰显了我国法律对人的关怀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退一步说,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无论是适用旧法还是新规,对本案的处理都并无实质影响;换句话说,无论是适用旧法还是新规,胡道堂都属于因公牺牲。
三、关于胡道堂在职时间、在职待遇、退休时间、退休待遇的计算问题:
被告认为,被告于2012年10月22日正式下发文件作出决定,同意胡道堂退休,同时到株洲市人社局办理了胡道堂的退休审批手续。胡道堂退休的文件已在2012年10月23日印发。因此,2012年10月23日之后,胡道堂已是株洲市公安局的退休民警。
原告认为,被告的说法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
第一、从法律上说,被告没有拿出任何关于退休时间是从退休文件下发次日起算的法律依据。有必要说明的是,此前,被告分局曾告知代理人,他们去人社局咨询过退休时间起算问题,并复印了一份湘人发(2003)51号文件给原告。该文件第一条规定,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及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国家的退休制度,凡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的,所在单位应在到龄当月及时报任免机关批准退休和办理有关手续,退休时间以到龄的当月起算。省管干部退休仍按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关于抓紧办理省管干部退(离)休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湘组通【1988】20号)规定执行,其退休时间以省委发文时间为准。被告根据该规定,告知原告胡道堂已经退休。但实际上该文件已被湘人发(2009)49号文件废止,且退休时间以发文为准只适用于省管干部。
原告认为,从法律上说,公务员的在职时间、在职待遇、退休时间、退休待遇均不是按日计算,而是按月计算,且以实际是享受在职待遇还是退休待遇进行界定的。
中组发(1988)9号文件《关于认真执行干部退(离)休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周岁)的干部,都应及时办理退休手续,不需本人提出申请。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对本单位达到退休年龄的干部,应事先按干部管理权限报经任免机关批
准,在其达到退休年龄的前一个月通知本人,并在其达到退休年龄的一个月内按规定办完有关手续,不再列为在编人员。
湘人发(1996)63号文件《关于印发〈湖南省国家公务员退(离)休实施意见〉的通知》第三条:第(一)项规定:达到退(离)休年龄的国家公务员,经任免机关审批退(离)休后,要及时到政府人事部门核准退(离)休费和办理有关手续,其退(离)休费从国家公务员达到退(离)休年龄的下个月起计发。
此外,基于对国家法制的统一性的考虑,原告附带查询了其他
省市如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市的相关文件对这一问题的类似规定。如安徽省皖人办发(2009)35号文件《关于办理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周岁)的,都应该及时办理退休手续,不需本人提出申请。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所在单位在其达到退休年龄的前一个月通知本人,并在其达到退休年龄后的一个月内办理退休手续,到龄后的下一个月执行退休待遇,不再列为在编人员。江西省九江市《关于认真执行干部退离休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根据中组发[1988]9号文件规定,“达到规定退休年龄(周年)的干部,都应及时办理退休手续,不需本人提出申请。”所在单位在办理干部退休手续时,也不需征求本人意见,由单位在达到退休年龄前一个月正式通知本人,并在达到退休年龄的下一个月办妥退休手续,改发退休费,不再列为在编人员。福建省侯县侯人〔2012〕85号文件第一条规定:要严格按照中组部、人事部《关于抓紧办理干部退(离)休手续问题的通知》(组通字【1995】9号)和福建省人事厅《关于干部退休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闽人发〔2005〕71号)文件规定,对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的机关事业工作人员应及时办理有关退休手续,不得自行延长退休时间。并在其达到退休年龄前一个月,由所在单位负责通知本人,在其达到退休年龄当月办妥退休手续,达龄当月工资照发,次月改发退休费,不再列为在编人员。
再则,可供参考的是企业职工与单位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界定的相关规定。企业职工与单位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界定并不以“达到退休年龄”为界限,而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退休金”为界限。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六种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并未包括“达到退休年龄”,而其中第(二)项却规定了“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换句话说,根据四十四条规定,并非是到了退休年龄劳动合同就自动终止,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必须是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支付退休退职费用 适用法规问题的复函【劳办发[1995]121号】规定:对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职工,用人单位应及时为其办理退休(退职)手续;对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由于用人单位方面的原因未给职工办理退休(退职)手续,并致使职工未能在单位提供正常劳动的,该职工仍属用人单位职工,应与其他职工享有同等待遇;对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由于用人单位方面的原因未给职工办理退休(退职)手续,职工继续在单位提供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应该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支付其工资。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公务员的在职时间、在职待遇、退休时间、退休待遇均系按月计算,而非按日计算,且以实际是享受在职待遇还是退休待遇进行界定。胡道堂生日是10月5日,10月份属于在职时间、享受在职待遇,11月属于退休时间、执行退休待遇是有法规依据的。
退一步说,是否因公牺牲,与是否超过退休年龄无关,甚至与是否退休无关;事实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退休公务员符合条件的也可认定为因公牺牲,其关键点在于是否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死亡。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也有类似的规定:即: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第二、从事实上看,被告也无证据证明被告退休通知是2012年10月23日印发的;相反易运生的证词表明,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均未接到退休通知。市人社局的《退休(退职)审批表》也不能证明是哪一天审批的。
此外,根据中组发(1988)9号文件规定:有关部门应在其达到退休年龄的一个月内按规定办完有关手续,不再列为在编人员。湘人发(1996)63号文件规定:达到退(离)休年龄的国家公务员,经任免机关审批退(离)休后,要及时到政府人事部门核准退(离)休费和办理有关手续,胡道堂直至去世对“退休通知”都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办理有关退休手续和领取退休证。毫无疑问,无论是具体的民事行为还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在有关文书没有送达相对方时,均不产生法律效力。
四、关于胡道堂遭遇意外事件当天是否在上班的问题。
被告认为,胡道堂在不幸发生前并没有在执行任务或上下班。胡道堂退休前系响石岭派出所民警,曾与社区民警贺黎明共同负责石峰头社区警务工作,胡道堂具体分管石峰头一村、二村、三村。因胡道堂将于2012年10月退休,为不使工作脱节,从2012年6月开始安排贺黎明接管胡道堂的工作。胡道堂2012年10月24日死亡时已经没有负责石峰头社区警务工作。2012年10月8日,所长易运生找胡道堂谈话,告知其10月份退休,并要其在家休息,没有再安排胡道堂任何工作,自此,胡道堂没有再到响石岭派出所上班。胡道堂死亡当天没有上班,原负责的社区早已被其他民警接管,因此谈不上到负责的管区去进行相关社区警务工作,所以发生不幸当天并非执行任务或上下班。
原告认为,被告的说法不能成立:
第一、如前所述,胡道堂遭遇意外事件前没有接到退休通知,也没有办理退休手续,属于在职民警。因此,他既有上班的义务,也有上班的权利;而且,上班的形式无疑也是不拘一格,到了办公室是上班,到了管区无疑也是上班,即便没有安排具体工作。胡道堂发生意外事故的地点就在他负责的管区内,足以证明他是在上班。
第二、也许有些民警退休前要退居“二线”,将主要的工作进行移交,但通常都在原岗位从事一般的、辅助性的、临时性的工作,不会另行安排新的工作岗位。《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第十七条规定: 责任区民警工作主要包括:(一)人口管理;(二)情报信息收集;(三)安全防范;(四)治安管理;(五)服务群众。如果被告所说的工作移交成立,由被告提供的证据可见,显然没有包括上述全部工作,充其量也只是部分工作的移交,且部分工作移交更不等于岗位调动。《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安派出所应当保持责任区民警的相对稳定,不得随意调动。特别是为了保证被告所说的“不使工作脱节”,加之胡道堂已临近退休,移交后就将胡道堂调离原岗位既不合法理,也不合情理。
毫无疑问,被告没有提供任何有关胡道堂调离工作岗位的文件,被告依据其所提供的贺黎明的工作记录、补录人口信息审核表等所谓书证证明其上述说法,这从逻辑上说根本就不具备大前提所需要的充分条件:其一、贺黎明的工作记录、补录人口信息审核表显示的显然不是社区民警的全部工作,说其显示的是社区民警九牛一毛的工作也未尝不可;其二、贺黎明的工作记录、补录人口信息审核表显示的工作,包括其他警务工作都是既可以一人承担,也可以两人共同承担的工作,即使贺黎明在证据显示的时间里做了证据显示的工作,不能排除胡道堂在证据显示的时间里和证据显示的时间之外做了证据显示的同类工作的可能,更不能排除胡道堂在证据显示的时间之外,做了证据没有显示的其他警务工作的可能。换句话说,贺黎明的工作记录、补录人口信息审核表只能证明贺黎明当时做了什么事,不能证明胡道堂当时和后来做了什么事,更不能证明胡道堂当时和后来有权做什么事或无权做什么事。被告如此证明事实的逻辑,令人难以置信。
按照被告的说法,胡道堂2012年6月进行了工作移交,原负责社区早已被其他民警接管,因此谈不上到负责的管区去进行相关警务工作。那么请问被告,胡道堂移交工作后的几个月里又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证据在哪里?难道2012年6月进行了工作移交后,胡道堂就调离了原岗位,并丧失了工作的权利,没有做任何工作了吗?本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胡道堂在2012年6月以后直至去世的几个月里一直在上班,但被告的全部证据显示,被告并没有给胡道堂安排任何新的工作岗位——事实上胡道堂仍然在原岗位上班(社区警务工作不是什么一山不容二虎的岗位,两个民警共同负责同一社区警务工作也是常有的事,在涉及工作交接的情况下则更有其必要性)。退一步说,如果如被告所说,被告安排胡道堂进行了某种岗位工作交接,但又未安排新的工作岗位,那么原告有理由认为响石岭派出所所属辖区都是胡道堂的工作岗位——正所谓没有岗位,则处处都是岗位。再退一步说,诚如悼词所说,胡道堂是为石峰头社区广大群众所认可,为石峰头社区广大群众所信任的社区民警,社区群众有治安线索都向他反映,有邻里纠纷都请他去调解,有困难都请他去帮忙,他与石峰头社区有着不解之缘。因此,即使如被告所说,胡道堂进行了某种工作移交,只要胡道堂没有丧失工作的权利,石峰头社区最起码也属于与胡道堂履行工作职责相关的合理区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
(二)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
(四)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
第三、被告说,国庆节后所长要胡道堂在家休息,自此,胡道堂没有再到响石岭派出所上班。问题是,被告的说法有何事实证据?所长给胡道堂办理了有关休假手续没有?
众所周知,国家关于公务员休假一直都有明确规定,即法定节假日,如周六、周日、国庆节、春节或病假、事假、探亲假、婚丧假等等。公安机关也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和休假制度。所长无权随意决定民警无限期休假事宜,起码也应履行基本的休假手续,否则对于任何民警无疑都存在受到旷工处分的风险。
退一步说,是否上班与是否安排休假有时也并无必然联系,一些人放弃休假安排,坚持工作也是常有的事。被告以所长要胡道堂在家休息为由否认胡道堂上班的事实,其证据显然也是不充分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长要胡道堂在家休息是否具有剥夺胡道堂工作权利的强制性效力?被告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属于纪律部队,所长要胡道堂在家休息,属于行政命令,胡道堂作为民警必须执行。原告认为,被告代理人的说法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其一、证人没有出庭,被告代理人依据什么确认所长要胡道堂在家休息是“命令”而不是“建议”?其二、如果说公安机关属于纪律部队,那么公安机关应该严格按规定办事,不知所长依据哪项纪律规定“命令”胡道堂休息,也不知如果胡道堂未执行所长的上述“命令”,又应依据那条纪律规定受到什么处分?其三、休息不是惩罚措施,所长在民警即将退休前“命令”而不是“建议”民警休息,不符合人情常理;其四、所长下达的所谓“休息”命令,除了所长证言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五、所长命令胡道堂休息多久,休息到什么时候并不明确。总之,原告认为,胡道堂在退休之前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毫无疑问的。
原告无意否认,也许一些单位对于即将退休人员的工作会作出某种照顾性安排,如工作相对自由一点、轻松一点或偶尔安排一点临时性的工作,但因此否认即将退休人员的工作特别是工作的权利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退一步说,即便所长出于照顾,没有再安排胡道堂任何工作,也并不妨碍胡道堂依社区民警职责主动做一些适当的工作,如为社区居民服务。公务员的工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每天都由领导临时安排。
第四、胡道堂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民警,石峰分局有关领导在胡道堂追悼会上所致悼词中说:胡道堂同志在部队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他尽职尽责,先后五次被嘉奖;胡道堂同志在工厂是一名优秀的工人,他争当先进,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工作者;胡道堂同志在公安是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因工作业绩突出,曾被评为株洲市石峰区政法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并被嘉奖多次。临近退休他还参加了涉日维稳处突工作,放弃了国庆休假,和年轻民警一道巡逻、备勤。此外,就原告所知,胡道堂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也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不会打麻将,不会唱歌跳舞,不喜欢游山玩水,工作几乎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原告认为,像他这样连临近退休前的国庆节和生日(国庆节期间的10月5日)都不愿休假的人,绝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接受所长出于照顾在临近退休前夕所安排的“长假”——因为退休后他面临的将是永远的“假期”。作为亲属的原告所知道的事实就是胡道堂在临近退休前一直在响石岭派出所上班,一直是石峰头社区的社区民警,且去世当天也是在石峰头社区上班,其有力的证据就是他最后死在他工作的管区内,他身上的遗物除了一点零用钱外就是他受托代办的石峰头社区居民的死亡证明。
令人悲哀的是,原告在向有关部门反映胡道堂去世前曾为居民办理死亡证明一事时,有人却说,为居民办理死亡证明,不是所里安排的工作。
《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第三十七条规定: 责任区民警应当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建立良好的警民关系,提高为群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第三十八条规定: 服务群众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帮助联系解决群众求助的事宜;(四)为群众代办户口、公民身份证件等事宜,对孤寡老人、残疾人等有特殊困难的群众实行上门服务。
第五、被告始终没有证据证明胡道堂遭遇不幸当天在管区干什么?没有证据证明胡道堂遭遇不幸当天在管区不是在工作。
此外、被告对悼词及胡道堂死亡时身上遗物的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那么请问被告履行了为胡道堂建立死亡档案及对死者身上的遗物进行登记的法定职责没有?如果履行了,那么请被告拿出上述证据资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死者已逝,有些问题按照被告有关人员的说法已死无对证。本案事关如何认定民警的退休时间、如何维护临近退休民警的工作权利、如何执行临近退休民警的工作制度,以及如何维护死者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彰显了国家对人民警察的人性关怀,法院审判也应契合人情常理。因此,恳切希望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在审理本案时,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证据规则以及处理死亡性质认定的基本原则,如合情合理原则、保护伤亡者原则、工作原因推定原则、有效证据证明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等认定本案事实,确认胡道堂系因公牺牲,并判令被告发给原告《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证明书》。
以上意见,请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予以充分考虑。
谢谢!

代理人:
2014年10月14日
73199213
[第3楼]    发表于: 2015-07-11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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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二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良好的法律,除了必须有正直的精通专业的执法者执法,还必须有无辜的精通专业的当事人维权。有人说,法律只有在平等的当事人之间才有公平可言,弱势群体要得到公平的待遇难免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也许是一种悲哀的现实。尽管如此,法律上的公平正义依然是大多数人执着追求的目标。
回想自己的从业经历,深感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宜从事法律工作——时常要面对纠纷案件,自己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可以说是一次人生的误会,因为当时我的高考志愿并不是法律专业。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既然学了法律,面对自己认为不公的不专业的判决就很难不了了之——不是我喜欢争强好胜,我很想与世无争,息事宁人,但长年的职业教育养成的职业习惯让我面对自己认为不公的不专业的判决欲罢不能,无论为了国家法制的尊严还是个人合法的权益,除了知难而进,似乎别无选择。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有时虽然可能难以让公正如期到来,但法治环境的逐步改善始终让我有所期待!
行政上诉状

上诉人(一审原告):
胡希辉,男,生于1929年12月17日,原衡阳向阳机械厂军代表,已退休,现住衡阳市石鼓区团结村20栋2单元204号,胡道堂之父,身份证号43040419291217203X
冯小阳 女,生于1952年12月17日,原株洲玻璃厂医生,已退休 ,现住株洲市石峰区响石四村18栋405号,胡道堂之妻 ,
身份证号430203195212173062
胡 昕 男,生于1980年5月6日,待业,现住株洲市石峰区响石四村18栋405号,胡道堂之子,
身份证号430203198005063016
委托代理人:冯少华 男,生于1957年3月23日,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住长沙市韶山北路177号,身份证号:510212195703231614,与委托人系亲属关系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 :株洲市公安局

案 由:上诉人因不服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4)株天法行初
字第45号《行政判决书》, 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撤销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4)株天法行初字第45号《行政判决书》;
2、判令被上诉人依法发给原告《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证明书》;
事实和理由:
一、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关于公安部门人民警察抚恤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了两个文件:即1996年公安部下发的(公发【1996】)18号《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和2014年民政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教育部联合下发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
《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1996年11月19日公安部、民政部颁布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1997年8月20日国家安全部、民政部颁布的《国家安全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1998年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民政部颁布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抚恤办法》、1999年11月16日司法部、民政部颁布的《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抚恤办法》同时废止。
上诉人认为原判决在本案中适用已经明令废止的(公发【1996】)18号《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不可否认,胡道堂是在2014年4月30日生效并实施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之前死亡。但也不可否认,被上诉人在2014年4月30日生效并实施《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之前并未对胡道堂死亡性质(属于因公牺牲还是属于病故)作出任何书面认定。因此在上述时间之后审理本案,确认胡道堂系因公牺牲依法应适用《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
我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如《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这些规定既体现了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也彰显了我国法律对人的关怀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原判决认为:胡道堂于1952年10月5日出生,应于2012年10月5日退休,在2012年6月份,胡道堂已将工作移交,且2012年国庆假期后,第一天上班其单位领导人已告知胡道堂回家休息,故胡道堂于10月24日意外身亡,不符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公发【1996】)18号)第九条规定的情形。原告提出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认为:
第一、应该退休与已经退休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该退休显然不等于已经退休。胡道堂发生意外前既没有收到退休通知,也没有办理退休手续,显然还没有退休。而任何没有退休的公务人员既有上班的义务,也有上班的权利。原审判决以此否认胡道堂10月24日上班的事实完全不合逻辑。
关于胡道堂遭遇意外时尚未退休问题,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在一审诉状及代理词中已有详细阐述,故不在此赘述;
第二、被上诉人所述胡道堂在2012年6月份已进行工作移交,主要证据不足。上诉人在一审质证意见及代理人代理词中已作了阐述,故不在此赘述。
退一步说,工作移交显然既不等于退休手续,也不产生免除胡道堂上班的义务或剥夺了胡道堂上班的权利的效力。2012年6月以后,没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给胡道堂安排了任何新的工作岗位。事实上,胡道堂一直在原管区上班,甚至10月法定国庆假日和生日都没休息(见悼词和易运生证词)。
从另一方面说,由于民警工作的广泛性和兼容性,除非退休,所谓工作移交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部移交。换句话说,只要民警没有退休,即使进行了某种工作移交,仍然有义务也有权利依照民警职责进行有益无害的工作——《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第十七条规定: 责任区民警工作主要包括:(一)人口管理;(二)情报信息收集;(三)安全防范;(四)治安管理;(五)服务群众。第三十八条规定: 服务群众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在社区警务室定期接待群众;(二)设立警民联系箱、联系簿,发放警民联系卡,公布联系电话;(三)帮助联系解决群众求助的事宜;(四)为群众代办户口、公民身份证件等事宜,对孤寡老人、残疾人等有特殊困难的群众实行上门服务;(五)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原审判决以工作移交否认胡道堂10月24日上班的事实显然也是牵强附会,完全不合逻辑;
第三、国家关于公务员休假一直都有明确规定,即法定节假日,如周六、周日、国庆节、春节或病假、事假、探亲假、婚丧假等等。公安机关也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和休假制度。被上诉人没有出示任何制度依据证明临近退休民警退休前必须“休假”,也没有出示任何制度依据证明派出所所长有权随意要求临近退休民警退休前“无限期休假”;相反,任何部门都有休假必须履行休假手续的规定,任何人休假不履行休假手续无疑都存在受到旷工处分的风险。
从另一方面说,胡道堂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民警, 工作几乎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他临近退休前的国庆节和生日都不愿休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临近退休前接受所长“无限期休假”的安排,因为退休后他面临的将是“永远的假期”。
胡道堂的领导人说 “让其在家休息”, 但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如休假手续等)证明其说法,且该领导人显然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 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即,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
退一步说,“让其在家休息”显然不是让其退休,且既不是直接证明其“实际在家休息”,也不能间接证明其“实际在家休息”。毫无疑问,10月24日胡道堂没有在家休息,而是在管区上班并在管区意外死亡。原审判决逻辑不清,是非不明,不可思议 。
再退一步说,也许原审判决并不否认胡道堂10月24日在管区上班的事实,也许原审判决适用已被明令废止法规意在说明胡道堂上班属于过错行为,如果上诉人的猜测属实,则原审判决无疑也是是非不明——毫无疑问,没有任何法律将依法上班工作(包括服务群众)列为过错行为范畴。
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
(四)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
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表明,胡道堂实际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玻璃厂附近的道路实际在石峰头社区之内,也就是胡道堂的领导证言中所述的其社区内)因意外事件不幸死亡的。因此,参照上述规定精神,本案应由被上诉人证明胡道堂10月24日工作时间在管区不是在上班工作。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除了陈述了一些没有充分逻辑关系的所谓事实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胡道堂10月24日工作时间在管区干什么,换句话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胡道堂10月24日工作时间在管区不是在上班工作。既然被上诉人举证不能,理所当然应该根据“工作原因推定原则”依法推定10月24日胡道堂是在管区上班工作——上诉人作为胡道堂的亲属所知道的客观事实真相原本也就如此!
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上诉人提交的胡道堂10月24日为民服务的书证(胡道堂随身遗物)未被原审判决采信,但上诉人对该书证证明胡道堂10月24日当天在管区上班为民服务的事实确信无疑,因为该书证系两位不习惯出庭作证的证人(管区群众)委托胡道堂办理的事宜。上诉人由证人证言得知,胡道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群众的最后一句话是:只要不违反办事原则,这是我份内的事,我明天办好后就给你们送来。但令人痛心的是,胡道堂还没有来得及兑现他的承诺,便不幸离开了人世。对于这份证言,上诉人为了不让证人为难,在开庭前将其从已提交给法院的证据中撤销了——证言虽然撤销了,但事实永远是事实!
死者已逝,有些问题按照被上诉人有关人员的说法已死无对证。本案事关如何适用法律及证据规则,如何认定民警的退休时间、如何维护临近退休民警的工作权利、如何执行临近退休民警的工作制度,以及如何维护死者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彰显了国家对人民警察的人性关怀,法院审判也应契合人情常理。因此,恳切希望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证据规则以及处理死亡性质认定的基本原则,如合情合理原则、保护伤亡者原则、工作原因推定原则、有效证据证明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等认定本案事实,确认胡道堂系因公牺牲,并判令被告发给原告《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证明书》。
最后,上诉人认为有必要指出的是:原审判决除了简单地罗列双方陈述的事实、证据和法院武断的结论外,看不到其证明过程,对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在一审中陈述的理由,更是避而不谈,让人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上诉人保留在法院释明判决理由和判决依据后进一步陈述意见的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特提出前述请求。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此 致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2014年11月22日
73199213
[第4楼]    发表于: 2015-10-01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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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三
法制的完善离不开当事人不懈的维权努力,而维权往往面临的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争议问题,还常常面临司法者久拖不决及不作为的问题。新的行政诉讼法于5月1日实施后,行政再审申请案件直接由上级法院受理,这无疑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审理,但也无疑增加了上级法院的工作量,而上级法院无疑也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适应新情况的要求。但可悲的是我姐夫因公牺牲再审申请材料送到法院已近五个月,却因法院“人手不够”(?)而迟迟得不到审理,且法院何时能够解决人手问题也不得而知,这让我深感困惑。为此,我也不得不开始上访之旅,我深感上访之忧不仅仅是当事人一方的问题,上访之忧与司法者司法不公、消极作为甚至不作为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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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楼]    发表于: 2015-11-30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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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四
我姐夫因公牺牲至今已三年多了,再审申请材料送交法院也有七个月了,案件何时审理还不得而知。目前依法上访对于弱势群体其实不过是个权宜之举。现行法规对再审案件也并无完善的程序规定,例如立案没有手续,再审没有期限,这就让当事人时常处于一种对案件处理无法预期的状态,尽管明知依法上访可能一时得不到明确的答复,甚至引来不必要的烦恼,但也要无奈为之,因为当事人不无理由担心时过境迁,执法者会将当事人的耐心等待视为放弃权利而不了了之。
有道是,造法易,执行难;其实造法也难,虽说现在提倡问题导向,但问题来了也常常是久拖不决。其原因倒也是应证了《尚书•说命中》的一句话:“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然而,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一句:“王忱不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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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楼]    发表于: 2016-05-03 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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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五:(昨天所发文贴有一处文字上的瑕疵,此为修改稿)
有道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句自嘲的话,我现在是:书生维权,三年不成。我姐夫自2012年10月24日去世至今已三年零六个月了,当事人在市公安局和区分局有关部门上下奔波了近两年时间,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不得已,只得到法院进行诉讼。然而,一审二审诉讼结果令人不可思议,不得已,当事人又只能希望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问题。5月1日是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周年纪念日,当事人依法向省法院申请再审也已一年了。据说省法院2015年12月已经立案,因案多人少,案件审理仍需等待。
关于证据问题,其实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均是证明我姐夫出事当天在上班的直接证据,而被申请人提供的均是我姐夫出事当天“在家休息”的所谓间接证据。申请人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指出,二审判决的下述意见事实上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二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株洲市石峰区石峰头社区2012年6月14日出具的黄桂香死亡证明、石峰头一村黄永华户口登记卡及其身份证复印件等并不能反证胡道堂死亡当日在上班为社区居民服务。因此,胡道堂死亡当日并未在上班或执行任务。
申请人认为:
二审判决的这一认定,既不合情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第四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二)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六十九条规定: 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
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株洲市石峰区石峰头社区2012年6月14日出具的黄桂香死亡证明、石峰头一村黄永华户口登记卡及其身份证复印件等,系胡道堂随身遗物,也是证明胡道堂10月24日在上班时为民服务的直接证据,该遗物原本应由被申请人在调查胡道堂死亡原因时登记存档,但被申请人没有依法履行职责,且在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供证据后,被申请人也没有依法调查核实,完全是不负责任的不作为行为。被申请人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毫无疑问,对于被申请人应依法定职责提供而未能提供的证据,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供后被申请人原本有义务核实却不去核实的证据,一审及二审法院不予采信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
值此纪念五一劳动节之际,祈愿公平正义原则能广泛惠及到广大普通劳动者!
73199213
[第7楼]    发表于: 2016-11-25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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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六
今天收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行再10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认为,本案原告原审诉讼请求是判令株洲市公安局发给《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证明书》,该诉讼请求实为请求判决株洲市公安局依法履行发放《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证明书》的职责,属于行政不作为性质的诉讼类型。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株洲市公安局已于2013年5月确认胡道堂生前已经退休,不再是在编人员,对其死亡性质认定为病故,并由相关部门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病故标准向胡道堂遗属发放抚恤金(2013年5月29日发放3.5万余元,2014年9月19日发放7.9万余元,笔者注)。因原告未对株洲市公安局将死亡性质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病故的行政确认行为提起撤销之诉,本案一、二审法院在未就此对原告释明的情况下,直接根据其诉讼请求对株洲市公安局应否发放《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证明书》的问题作出实体判决,程序不当,依法应予纠正。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株终法行终字第36号、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4)株天法行初字第45号行政判决;二、本案发回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重审。
该裁定中笔者引述部分和未引述部分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待笔者进一步思考后再上传文贴吧。
当务之急,笔者要面对的是又一轮的“马拉松”诉讼。
73199213
[第8楼]    发表于: 2017-01-18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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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七
关于代理资格问题:
原《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为诉讼。律师、社会团体、提起诉讼的公民的近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接受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新《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本案被告认为,根据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本案代理人只能代理冯小阳进行诉讼,不能代理胡希辉、胡昕进行诉讼。省法院采纳了被告的意见。对此意见,我认为值得商榷:
法律立法本意在于防止滥诉,法律规定的律师代理是否必须以律师名义代理?有律师资格的律师在特定案件中,比如本案中,不以律师名义,而以亲属(非近亲属)名义代理,是否就违背了立法本意?值得商榷。显然,在原审中,代理人经法院许可,已作为代理人进行了诉讼,并未产生违背立法本意的后果;在重审中,代理人通过所在社区推荐,作为公民依然可以代理,无非是多一道手续而已,似有画蛇添足之嫌。
此外,因为在本案中,代理人资格问题对案件审理并无实质影响,代理人曾想变通做法,即,不作为胡希辉、胡昕的代理人参加诉讼,而仅仅作为胡希辉、胡昕的代理人代为收取、递送法律文书,但被重审法院拒绝,他们认为这是诉讼代理中的一般代理。对此,代理人认为也值得商榷。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执,减少不必要的诉讼事务,最后本案当事人胡希辉以年老体弱、胡昕以身体欠佳不便参与诉讼为由,申请撤诉,由冯小阳独立进行诉讼。
附:
行 政 起 诉 状
(重审)
原告:胡希辉,男,生于1929年12月17日,原衡阳向阳机械厂军代表,已离休,现住株洲市天元区桃李苑路庐山春天早安华晨12栋2503号,身份证号43040419291217203X,系胡道堂之父,

原告: 冯小阳 女,生于1952年12月17日,原株洲玻璃厂医生,
已退休 ,现住株洲市天元区桃李苑路庐山春天早安华晨12栋2503号,身份证号:430203195212173062,系胡道堂之妻,联系电话15573301640

委托代理人:冯少华 男,生于1957年3月23日,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住株洲市天元区银城路国税新村二村12栋503号,身份证号:510212195703231614,与委托人系姐弟关系 ,联系电话13007492514

原告: 胡 昕 男,生于1980年5月6日,病休无业,现住株洲市天元区桃李苑路庐山春天早安华晨12栋2503号,身份证号:430203198005063016,系胡道堂之子

被告:株洲市公安局
住所地:株洲市天元区珠江北路39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葵,局长
联系电话:0731-28683056(市局人事科) 0731-28683110(市局)

诉讼请求:
1、判令撤销被告认定胡道堂死亡性质属于病故的行政行为;
2、判令被告在一定期限内重新对胡道堂死亡性质作出认定,
并发给相应证明书和抚恤金。
事实和理由:
胡道堂系石峰分局响石岭派出所民警,生于1952年10月5日,生前住在石峰区响石四村(见附件1)。2012年10月24日(星期三),胡道堂在到其工作管区石峰头社区上班履行为民服务职责期间(约中午13时许)在管区内道路上因意外事故不幸遇难去世(见附件2)。按国家有关规定,他属于因公牺牲。其后,我们曾多次通过书面和口头形式向被告反映意见,要求被告确认胡道堂系因公牺牲(见附件3)。但一直未得到被告正式的书面回复,且至今未收到被告发放的任何有关证明书。2013年5月29日,被告以胡道堂生前已经退休,不再是在编人员,没有上班和执行任务为由,依照株洲市人社局根据湖南省人事厅《关于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标准问题的复函》(湘人函[2006]30号)的有关规定,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故的标准 (待核实)审批,发给我们抚恤金35520元,另按病故标准发放丧葬费5000元,由此在事实上确认了胡道堂的死亡性质属于“病故”。我们对此感到悲哀。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第九条规定:人民警察死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批准为因公牺牲:(一)在执行任务或上下班途中,遇到非本人责任或无法抗拒的意外事故而死亡的;
第十条规定:人民警察因公牺牲,由所在单位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审查批准,由发放一次性抚恤金的民政机关复核,实施监督。
第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病故,其死亡性质由所在单位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因人民内部矛盾自杀身亡,或非执行任务时遇意外事故死亡,按病故对待。
第十八条:《革命烈士证明书》、《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证明书》、《人民警察病故证明书》由民政部统一印制。证明书的管理,按民政部的规定执行。
据此,我们认为,被告上述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证据不足,理由如下:
(一),无论是根据法规规定,还是根据实际事实,胡道堂在生前都尚未退休:
中组发(1988)9号文件《关于认真执行干部退(离)休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周岁)的干部,都应及时办理退休手续,不需本人提出申请。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对
本单位达到退休年龄的干部,应事先按干部管理权限报经任免机关批准,在其达到退休年龄的前一个月通知本人,并在其达到退休年龄的一个月内按规定办完有关手续,不再列为在编人员。
湘人发(1996)63号文件《关于印发〈湖南省国家公务员退(离)休实施意见〉的通知》第三条:第(一)项规定:达到退(离)休年龄的国家公务员,经任免机关审批退(离)休后,要及时到政府人事部门核准退(离)休费和办理有关手续,其退(离)休费从国家公务员达到退(离)休年龄的下个月起计发。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公务员在编时间、在编待遇及退休时间、退休待遇均是按月计算,而非按日计算,即公务员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所在单位在其达到退休年龄的前一个月通知本人,并在其达到退休年龄后的一个月内办理完退休手续,次月执行退休待遇,并不再列为在编人员;
从实际情况看,被告为胡道堂办理的《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审批表》年龄一栏只显示出生年月,被告报批及人社局审批意见均为同意胡道堂2012年10月退休,退休待遇从2012年11月执行,没有具体精确到哪一天退休。特别是,被告虽然于2012年10月22日作出同意胡道堂退休的通知,并于23日印发了该通知,但并未通知到胡道堂本人,胡道堂本人也没有去办理退休手续,没有领取《退休证》。毫无疑问,胡道堂并未“在其达到退休年龄后的一个月内办理完退休手续”,因而胡道堂生前理所当然仍然属于在编人员,应享受在编待遇。
(二)事实上胡道堂生前最后的工作岗位就是石峰头社区民警(见附件4),他发生意外的当天是上班时间,发生意外的地点在他上班的管区之内的道路上,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在坚持上班工作,履行民警为民服务的职责(见附件5、6、7),因而理所当然不属于“病故”,而属于因公牺牲。
综上所述,我们特提出前述请求。请依法判决。
此致
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

原告:

2016年11月26日

附件:1、胡道堂身份证;
2、响石岭派出所证明;
3、关于胡道堂意外死亡有关抚恤待遇的报告;
4、胡道堂悼词;
5、石峰头社区证明;
6、黄永华户口登记卡;
7、黄永华身份证复印件
8、起诉状副本3份
9、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行再10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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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楼]    发表于: 2017-03-09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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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八:
本案法院原本通知3月3日先由法官约谈双方当事人,然后3月9日开庭。后因法官有事,约谈及开庭时间改期,另行通知——也只好耐心等待。以下上传的是被告的《行政答辩状》:
行政答辩状
答辩人:株洲市公安局
答辩人与胡希辉、冯小阳、胡昕其他行政管理纠纷一案,现提出答辩意见如下:
一、胡道堂于1952年10月5日出生,生前系株洲市公安局石峰分局响石岭派出所民警,与同事贺黎明共同负责辖区内石峰头社区警务工作。根据《关于印发<湖南省国家公务员退(离)休实施意见的通知》规定,胡道堂应于2012年10月5日退休,其所在单位响石岭派出所为了不让社区警务工作因个人退休原因而脱节、停滞,便从2012年6月开始安排民警贺黎明接管胡道堂负责的石峰头社区警务工作,并进行了工作交接,自此之后胡道堂便不再负责社区警务工作。2012年10月8日,株洲市公安局政治部通知石峰分局政工室,胡道堂于10月份退休一事,响石岭派出所所长易运生即告知胡道堂退休一事,并要求其在家休息,没有再安排任何工作。自此胡道堂没有再到响石岭派出所上班,其死亡当天(2012年10月24日)没有上班,更谈不上到原来负责的管区进行相关的社区警务工作,所以事发当天胡道堂并非是在执行任务或者上下班途中,故其意外死亡一事并不符合批准为因公牺牲的条件之一。
二、根据《关于印发<湖南省国家公务员退(离)休实施意见的通知》规定,胡道堂应于2012年10月5日退休。2012年10月,株洲市公安局到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了胡道堂的退休审批手续,同年10月22日株洲市公安局作出,23号印发了株公通(2012)93号《关于刘春明等同志退休的通知》,故事发时胡道堂在事实上以及法律上均不具备在职民警身份。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的规定,答辩人无需对其死亡性质作出认定。
综上所述,胡希辉、冯小阳、胡昕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诚请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答辩人:株洲市公安局
2017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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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楼]    发表于: 2017-04-10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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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九
4月6号,本案一审终于开庭了。庭审前一天4月5号,法官向我了解了有关情况,除了某些案件庭前交换证据,此次庭前单独询问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其目的开庭后我似有感触,因无证据,也不便多言。总的感觉这是一次不太规范和不太公正的审判:法官单方面限制我“过多地”向被告和被告证人提问,限制我“过多地”发表辩论意见。按法律规定,代理人有权复制本案庭审材料,但是未被允许,理由是要等案件归档后才能复制。我只好要求摘抄庭审材料,令人意外的是,摘抄最初都未同意,只同意我查阅庭审材料,甚至问我摘抄的目的是什么?我一时无语,我说我想核实庭审情况。好在他们请示了什么人以后,允许我摘抄了庭审材料。这就是我遇到的审判现状。尽管如此,我还是对本案审判充满希望,毕竟还有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
以下上传的是《重审代理词》:
重 审 代 理 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现就本案有关问题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关于胡道堂在职时间、在职待遇、退休时间、退休待遇的确认问题:
被告答辩认为,根据《关于印发<湖南省国家公务员退(离)休实施意见的通知》规定,胡道堂应于2012年10月5日退休。2012年10月,株洲市公安局到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了胡道堂的退休审批手续,同年10月22日株洲市公安局作出,23号印发了株公通(2012)93号《关于刘春明等同志退休的通知》,故事发时胡道堂在事实上以及法律上均不具备在职民警身份。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的规定,答辩人无需对其死亡性质作出认定。
原告认为,被告的说法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
第一、从法律上说,被告没有拿出任何关于退休时间是从退休当年生日起算,或从人社局审批之日起算,或从退休文件下发次日起算的法律依据。有必要说明的是,此前,被告曾告知代理人,他们去人社局咨询过退休时间起算问题,并复印了一份湘人发(2003)51号文件给原告。该文件第一条规定,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及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国家的退休制度,凡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的,所在单位应在到龄当月及时报任免机关批准退休和办理有关手续,退休时间以到龄的当月起算。省管干部退休仍按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关于抓紧办理省管干部退(离)休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湘组通【1988】20号)规定执行,其退休时间以省委发文时间为准。被告根据该规定,告知原告胡道堂已经退休。但实际上该文件已被湘人发(2009)49号文件废止,且退休时间以发文为准只适用于延期退休的省管干部。
中组发(1988)9号文件《关于认真执行干部退(离)休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周岁)的干部,都应及时办理退休手续,不需本人提出申请。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对本单位达到退休年龄的干部,应事先按干部管理权限报经任免机关批
准,在其达到退休年龄的前一个月通知本人,并在其达到退休年龄的一个月内按规定办完有关手续,不再列为在编人员。
湘人发(1996)63号文件《关于印发〈湖南省国家公务员退(离)休实施意见〉的通知》第三条:第(一)项规定:达到退(离)休年龄的国家公务员,经任免机关审批退(离)休后,要及时到政府人事部门核准退(离)休费和办理有关手续,其退(离)休费从国家公务员达到退(离)休年龄的下个月起计发。
另外,被告为胡道堂办理的《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审批表》年龄一栏只显示出生年月,被告报批及人社局审批意见均为同意胡道堂2012年10月退休,退休待遇从2012年11月执行,并没有具体确定10月哪一天退休。
由此可见,公务员的在职时间、在职待遇、退休时间、退休待遇均系按月计算,而非按日计算,且以实际是享受在职待遇还是退休待遇进行界定。胡道堂生日是10月5日,10月份属于在职时间、享受在职待遇,11月属于退休时间、执行退休待遇。据此,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既然享受在职待遇,就应尽在职工作的义务,同时也享有在职工作的权利。
被告以胡道堂已经退休为由,认定胡道堂没有上班,属于病故,证据显然是不足的,何况认定胡道堂已经退休的事实并不成立。
第二、从事实上看,胡道堂的退休手续并未办完,被告并未将退休事宜通知到胡道堂本人,胡道堂也并非因个人主观原因没有在规定的当月时间内去办理有关退休手续和领取退休证;除了领取在职工资,也没有领取过一分钱退休金;他坚持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根据中组发(1988)9号文件规定:有关部门应在其达到退休年龄的一个月内按规定办完有关手续,不再列为在编人员。湘人发(1996)63号文件规定:达到退(离)休年龄的国家公务员,经任免机关审批退(离)休后,要及时到政府人事部门核准退(离)休费和办理有关手续,但胡道堂直至去世对“退休通知”都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办理有关退休手续和领取退休证。毫无疑问,无论是具体的民事行为还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在有关文书没有送达相对方时,均不对相对方产生法律效力,更何况胡道堂并未领取退休证,其退休手续并未办理完结。至于被告提出的如果胡道堂在规定的当月时间内没有去领取退休证怎么界定退休时间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被告及时通知了胡道堂去领取退休证,因胡道堂本人主观原因没有在规定的当月时间内领取退休证,依然按规定在“达到退(离)休年龄的下个月”不再列为在编人员。本案的问题是,胡道堂并未接到被告的退休通知,也不存在过期未领退休证的问题,特别是胡道堂10月5日前还未满60岁,10月5日满60岁后还在继续上班,甚至国庆节和60岁大寿生日都在上班,所谓退休毫无依据。
毫无疑问,本案完全是由于被告未能正确理解法规规定,故而难免错误地实施了行政行为,换句话说,被告没有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缺乏相应的证据,不具合法性,理应撤销。
第三、被告认为,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的规定,答辩人无需对退休民警死亡性质作出认定。
原告认为,被告的说法再一次反映出被告未能正确地理解法规,反映出被告至今都没有完全搞清楚民警优抚工作的对象、任务和程序,优抚工作没有合理的机制和正常的程序处理当事人的诉求,充满盲目性和随意性,显然也不可能负责任地依法做好民警优抚工作---被告上下级机关在处理本案原告诉求时曾互相推诿,让原告无所适从;胡道堂的丧葬费和第一笔抚恤金被告也是在胡道堂死后七个月才发给原告,第二笔抚恤金则是在胡道堂死后近两年才发给原告;原告之子今年37岁,在胡道堂死后因身心原因辞掉了辅警工作后一直没有工作,母子俩仅靠两千多元的退休金生活,原告也没有按规定“关心伤亡人民警察及其家属的工作和生活”,并“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不过,今年春节前,区分局领导和派出所领导还是对原告进行了慰问,原告对此还是表示感谢。)此外,在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时已经生效的(2015)株中法行终字第36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胡道堂生前仍为株洲市公安局石峰分局响石岭派出所在职干警,享受在职干警待遇后,被告对此也没有理会,没有按判决执行,没有按在职干警丧葬费和抚恤金标准给胡道堂亲属补发丧葬费和抚恤金,也没有发放相应的证明书。
总之,被告在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先是对胡道堂死亡丧葬费和抚恤金的发放久拖不决,最后也未按正常的认定程序对胡道堂死亡性质进行认定,且至今也未向原告发放任何证明书(事实上现在有关证明书应该由谁发放被告至今也没有搞清楚),显然其有关行政行为充满随意性和盲目性,没有负起应负的责任。尽管如此,被告按退休病故民警丧葬费抚恤金标准向原告发放丧葬费抚恤金的行为事实上是在对胡道堂死亡性质进行认定的基础上实施的行政行为,换句话说,该行为证明被告已实施了对胡道堂死亡性质事实上的行政认定行为,但该行政认定行为是在被告对优抚工作对象、任务和程序不明的情况下,在以退休文件下发时间为退休时间节点但没有法规依据的情况下,在仅仅认为胡道堂已经退休因而没有上班却没有拿出其他任何证据证明胡道堂没有上班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显然证据不足,无合法性可言,理所当然应于撤销。
毫无疑问,即使是退休人员死亡,也存在是否属于烈士,是否属于因公牺牲,是否属于病故的认定问题——不对退休人员的死亡性质作出认定,你依据什么标准发放抚恤金,依据什么标准进行优抚工作?此外,如果说答辩人无需对退休民警死亡性质作出认定,答辩人在本案诉讼中只需证明胡道堂已经退休,只需拿出答辩人无需对退休民警死亡性质作出认定的依据即可,但事实上答辩人在本案中却极力证明胡道堂2012年6月就已经“下岗”(去向不明),2012年国庆节后就 “在家休息”,这只能让人感到文不对题。
(民发〔2011〕192号)文件《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为适应有关政策的变化,现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通知如下:调整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自2011年8月1日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调整为:烈士和因公牺牲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病故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发放一次性抚恤金所需经费仍按现行渠道解决。
株人发〔2007〕14号文件《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标准的通知》规定:根据湖南省人事厅《关于提高国家机关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标准问题的复函》(湘人函〔2006〕30号)和湖南省人事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计发问题的通知》(湘人发〔2006〕 190号)文件精神,现就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离休、退休、退职,简称工作人员,下同)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标准计发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批准为烈士的,为本人生前8 0个月工资;因工死亡的,为本人生前4 0个月工资;病故的为本人生前2 0个月工资。
(二)、在职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计发基数为国家规定的本人生前最后一个月基本工资。
离休、退休、退职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计发基数为国家规定的本人生前最后一个月基本离退休(退职)费总额。
由此可见,即使是退休人员死亡,也存在是否属于烈士,是否属于因公牺牲,是否属于病故的认定问题
有必要指出的是,胡道堂生前并未退休,也未“下岗”,且一直在原岗位石峰头社区上班,属于在职民警;
二、关于胡道堂遭遇意外事件当天是否在上班的问题。
被告答辩认为:胡道堂应于2012年10月5日退休,其所在单位响石岭派出所为了不让社区警务工作因个人退休原因而脱节、停滞,便从2012年6月开始安排民警贺黎明接管胡道堂负责的石峰头社区警务工作,并进行了工作交接,自此之后胡道堂便不再负责社区警务工作。2012年10月8日,株洲市公安局政治部通知石峰分局政工室,胡道堂于10月份退休一事,响石岭派出所所长易运生即告知胡道堂退休一事,并要求其在家休息,没有再安排任何工作。自此胡道堂没有再到响石岭派出所上班,其死亡当天(2012年10月24日)没有上班,更谈不上到原来负责的管区进行相关的社区警务工作,所以事发当天胡道堂并非是在执行任务或者上下班途中,故其意外死亡一事并不符合批准为因公牺牲的条件之一。
原告认为,被告的说法不能成立:
第一、如前所述,胡道堂遭遇意外事件前没有接到退休通知,也没有办理退休手续,没有领取退休证,属于在职民警。因此,他既有上班的义务,也有上班的权利,即便没有临时安排具体工作,也可以依据民警职责和工作惯例主动开展包括为民服务在内的有关警务工作——事实上,任何民警的具体工作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每天都由领导临时安排,易运生、刘京萍庭审证言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胡道堂发生意外事故的地点就在他负责的管区内的道路上,这与工人在车间内工作发生意外身亡以及公务员在办公室内工作发生意外身亡的情形完全相同,更何况他当天还履行了民警为民服务的职责,足以证明他是在上班——其实公务员上班有时也不一定做了某项具体工作,只要在合理的工作时间到了工作场所就是在上班。被告罔顾事实,说他“在家休息”,令人匪夷所思。
第二、被告提供的全部11份证据中有8份(占证据总量的73%)是用来证明胡道堂2012年6月份已办理了原工作岗位的移交手续,但证据显然不足:
1、所有相关书面证据均系被告已作出确认胡道堂属于“病故”具体行政行为后,由被告自行收集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
2、派出所相关证明及移交有关资料清单形式上亦不合法,特别是移交有关资料清单没有接手人签字,违背基本工作常识和基本工作规则。显然,没有接手人签字,就存在接手人事后否认曾接手有关移交资料的巨大风险。签字是十分简单的手续,但法律意义十分重大。任何稍有基本工作常识和工作责任心的人都不可能冒着巨大风险违背基本工作规则进行这种接手人不签字的工作移交。从移交有关资料清单可见,上面记录的是胡道堂多年工作建立的153名工作对象的档案人员名单,胡道堂用两页纸分列吸毒、监管对象、服刑劳改、其他工作对象等七大类写下了153个人的名字,对于如此重要的档案资料,作为一名工作多年即将退休年近60岁的社区民警,胡道堂不可能进行不要接手人签下仅3个字的名字的工作移交——因为这毕竟不是儿戏。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本案现在不是接手人事后否认曾接手有关移交资料,而是胡道堂要否认已经移交有关资料时,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但是,众所周知,“口说无凭,立字为据”。“立字”当然包括签名签字。贺黎明庭审证言说“移交签字不重要,关键是移交人写了多少”,此话显然违背基本工作常识和基本工作规则,无异于民间戏言;
3、易云生庭审证言说胡道堂的工作是退休前半年(四月份)“按照平常管理”开始“逐步移交”,未说明移交截止时间;刘京萍庭审证言说是2012年春节过后“移交给贺”,看来是没有“按照平时管理”;贺黎明庭审证言说 :本来春节后要移交,没同意,因为工作量过多,6月后移交,看来移交时间并非完全由领导确定,也不一定“按照平常管理”;对于移交,贺黎明先说是只移交“工作对象”,后又说是移交“全部工作”,什么是全部工作,《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第十七条规定: 责任区民警工作主要包括:(一)人口管理;(二)情报信息收集;(三)安全防范;(四)治安管理;(五)服务群众。显然,即使存在被告所说的工作移交,由被告提供的证据可见,也没有包括上述全部工作,充其量也只是部分工作的移交,遗憾的是就是这部分工作移交也缺乏合法有效的凭据予以证实。总之,原告认为,证人所说工作移交之事,均缺乏当时进行了或完成了工作移交事宜的合法有效的相关书证为据,不足为凭。
4、退一步说,即使胡道堂2012年6月进行了某种工作移交,那么相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被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胡道堂此后已经“下岗”,没有上班,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胡道堂此后又接手了新的工作岗位;相反,原告及派出所所长易运生书面证词和庭审证词及刘京萍庭审证词证明,胡道堂2012年6月以后一直在上班,甚至10月法定国庆假日和60岁大寿生日都没休息——有时是做领导临时安排的工作,有时领导未临时安排工作时,则依据民警职责自行安排工作,工作岗位一直是也只可能是其生前最后的工作岗位石峰头社区。《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安派出所应当保持责任区民警的相对稳定,不得随意调动。特别是为了保证被告所说的“不使工作脱节、停滞”,在胡道堂临近退休前,将原岗位工作移交后又再次办理“交接”和“移交”手续去接手新岗位工作,既不合规定,也不合情理。此外,由于民警工作的广泛性和兼容性,除非退休,所谓工作移交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部移交。换句话说,只要民警没有退休,即使进行了某种工作移交,也不会无事可做,因而仍然有义务也有权利依照民警职责进行一定的工作,如为民服务,而且社区警务工作也不是什么一山不容二虎的岗位,两个民警共同负责同一社区警务工作也是常有的事,在涉及工作交接的情况下,在石峰头社区“工作量过多”(贺黎明庭审证言)的情况下,则更有其必要性。贺黎明庭审证言说2012年6月以后,石峰头社区工作都由我一人负责,显然也与事实不符,由于石峰头社区“工作量过多”,石峰头社区民警工作目前已增加到三人负责。
另外,即便如被告所说,被告安排胡道堂进行了某种岗位工作交接,但又未安排新的工作岗位,那么显然石峰头社区是胡道堂退休前“履行工作职责相关的最合理的区域”及最合理的工作岗位。诚如悼词所说,胡道堂同志在响石岭派出所先后担任羊古老社区、石峰头社区的社区民警,他的社区管理工作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评价。特别是调任石峰头社区民警后,在石峰头社区治安管理和维稳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的工作得到了石峰头社区广大群众认可,社区群众信任他,有治安线索都向他反映,有邻里纠纷都请他去调解,有困难都请他去帮忙,他与石峰头社区有着不解之缘。不知被告所谓胡道堂退休前“更谈不上到原来负责的管区进行相关的社区警务工作”的说法依据的是什么逻辑——被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胡道堂退休前履行民警日常工作职责,如为民服务,应该到其他哪个社区岗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
(二)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
(四)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
第三、被告说,国庆节后所长要胡道堂在家休息,自此,胡道堂没有再到响石岭派出所上班。问题是,被告的说法有何事实证据?所长给胡道堂办理了有关休假手续没有?
众所周知,国家关于公务员休假一直都有明确规定,即法定节假日,如周六、周日、国庆节、春节或病假、事假、探亲假、婚丧假等等。公安机关也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和休假制度。被告没有出示任何制度依据证明临近退休民警退休前必须“休假”,没有出示任何制度依据证明派出所所长有权强制临近退休民警 “无限期休假”;相反,任何部门都有休假必须履行休假手续的规定,任何人休假不履行休假手续无疑都存在受到旷工处分的风险,对于普通民警来说,恐怕没有人会冒着受到旷工处分的风险去休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长在庭审证言中已否认了国庆节后为退休一事找过胡道堂谈话,“什么时候退休他自己知道”(易云生庭审证言),更没有提及和证实要胡道堂“在家休息”之事。相反,易云生证实胡道堂的工作是“逐步移交”的,且“逐步移交”工作后仍在上班,“有事会叫他帮忙”;同时证实,社区民警日常工作工作无需领导每天具体安排,为民服务属于民警职责,“没有剥夺他工作的权利”,此外还证实胡道堂“十月是值班了”,特别是在书面证词中还证实了胡道堂发生意外当天没有“在家休息”,而是在社区上班并发生意外。
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即,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
毫无疑问,对于是否休假,是否上班等事实的认定,必须依据有关制度规定的事实发生时所需的凭据(如休假条),而不是事实发生后某个人的证言——无论是所长证言还是家属证言,所长说要胡道堂“在家休息”,家属说没有听胡道堂说过此事,胡道堂一直在管区上班,人们应该相信他们谁说的证言?他们谁说的证言更有证明力?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所长证言的证明力大于家属证言的证明力。因此,必须依据有关制度规定的事实发生时所需的凭据(如休假条)认定事实(对于所谓工作交接等事实的认定也是如此),只有这样,对事实的认定才能客观真实,也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有效杜绝个人的主观随意性,防范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维护伤亡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原告提交的株洲市石峰区石峰头社区2012年6月14日出具的黄桂香死亡证明、石峰头一村黄永华户口登记卡及其身份证复印件等,系胡道堂随身遗物,也是证明胡道堂10月24日在上班的直接证据,该遗物原本应由被告在调查胡道堂死亡原因时登记存档,但被告没有依法履行职责,且在原告提供证据后也没有依法调查核实,完全是不负责任的不作为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至于被告质疑为什么胡道堂2012年10月24日的随身遗物是石峰头社区2012年6月14日出具的黄桂香死亡证明,这个问题应由被告在调查核实后去作出解释。
毫无疑问,对于被告应依法定职责提供而未能提供的证据,原告提供后被告原本应该去核实却不去核实的证据,被告予以否认既缺乏法律依据,也完全不合情理。
事实上,黄桂香死亡证明、黄永华户口登记卡及其身份证复印件等书证是胡道堂10月24日当天在管区上班时两位不习惯出庭作证的证人(管区群众)委托胡道堂办理的事宜。原告从证人那里得知,胡道堂生前对社区群众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只要不违反办事原则,这是我份内的事,我明天办好后就给你们送来。但令人痛心的是,胡道堂还没有来得及兑现他的承诺,便不幸离开了人世。
三、关于原告要求发放有关证明书的问题
被告认为:1996年颁布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革命烈士证明书》、《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证明书》、《人民警察病故证明书》由民政部统一印制。证明书的管理,按民政部的规定执行。因此,原告诉求没有法律依据。
原告认为:对于有关证明书的发放,属于程序性问题。鉴于被告至今未向原告发放任何证明书,案件重审后应适用2014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对烈士遗属,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证明书》。对因公牺牲和病故人民警察的遗属,由所在单位的县级以上政法机关分别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证明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病故证明书》。
四、关于证据问题:
第一、从证据形式上看,关于10月24日胡道堂是否上班问题,原告提供的证据都是胡道堂10月24日在上班的直接证据,而被告提供的都是所谓间接证据,且都无充分逻辑关系,都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事实上,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没有一份直接证明胡道堂10月24日没有上班,换句话说,所谓胡道堂10月24日没有上班,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完全是被告根据武断的逻辑推论出来的;关于胡道堂生前岗位问题,原告提供的是事发时盖棺定论的悼词,属于书证,而被告提供的则是事后收集的(特别是已对胡道堂死亡性质作出认定后自行收集的)并无人予以证实的证人证言。总之,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被被告证据的证明力,被告提供的证据毫无充分性可言,明显属于证据不足。
第二、被告有关工作移交的全部书面证据及易运生所长的书面证言都是在被告已经实施确认胡道堂属于“病故”的行政行为之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具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被告证人庭审证言虽然具有合法性,但均不足以证明被告所述事实。
第三、被告虽然提供了某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但并未提供证据所证事项成立所依据的文件,比如退休时间以退休文件下发时间为准;比如工作交接手续接手人可以不签字;比如易运生有权强制临近退休人员“在家休息”的合法性文件;换句话说,被告根本就无法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所证事项成立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也明显属于证据不足。
第四、对于原告提供的《关于胡道堂意外死亡有关抚恤待遇的报告》、《悼词》、《石峰头社区及光明集团清算组关于黄桂香死亡证明》、《黄永华户口登记卡》、《黄永华身份证复印件》等几乎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被告均一概予以否认,甚至庭审时曾一度对证明胡道堂年龄的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予以否认,可见被告对待证据认定问题毫无严肃性和客观性可言,令人不可思议。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第五条规定: 各级公安机关的政治工作部门,对伤亡人民警察的有关材料,应当严格管理,详细登记,按牺牲、病故、伤残分类建立档案,一人一档,长期保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第四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
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二)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六十九条规定: 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
据此,原告认为:
1、原告证据《关于胡道堂意外死亡有关抚恤待遇的报告》拟证明原告曾向被告反映有关意见。被告如果认为原告从未向被告反映有关意见,根据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就完全可以判断与事实不符。如果被告承认原告曾向其反映有关意见,请原告出示相关存档材料。退一步说,即使原告没有反映相关意见,被告也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相关法定职责,被告矢口否认收到该报告没有任何意义;
2、原告证据《悼词》,系被告石峰分局拟定,由被告石峰分局副局长易大海在胡道堂追悼会上宣读,被告理应存档。对此被告予以否认,那么请被告出示存档悼词。
3、如前所述,《石峰头社区及光明集团清算组关于黄桂香死亡证明》、《黄永华户口登记卡》、《黄永华身份证复印件》系胡道堂发生意外时的随身遗物,是胡道堂2012年10月24日当天在管区上班时两位不习惯出庭作证的证人(管区群众)委托胡道堂办理的事宜。对于该遗物原本应由被告在调查胡道堂死亡原因时登记存档,但被告没有依法履行职责,未登记任何随身遗物,且在原告提供随身遗物证据后也没有依法调查核实,完全是不负责任的不作为行为。毫无疑问,对于被告应依法定职责提供而未能提供的证据,原告提供后被告原本应该核实却不核实的证据,被告予以否认既缺乏法律依据,也完全不合情理,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死者已逝,有些问题按照被告有关人员的说法已死无对证。本案事关如何维护死者的合法权益,如何认定民警的退休时间、如何维护临近退休民警的工作权利、如何执行临近退休民警的工作制度,以及如何认定认定证据,如何适用法规,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彰显了国家对人民警察的人性关怀,法院审判也应契合人情常理,不要让兢兢业业为民服务,坚持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民警蒙冤。被告说,他们的优抚工作一直秉持的是“善待民警”的原则,能就高的就不就低,即便是“插边球”也是如此。原告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本案不是“插边球”的问题,更不是“界外球”的问题,而是典型的“界内球”被当作“界外球”处理了的问题。代理人相信:人在做,天在看,事实胜于雄辩,何况被告不是在雄辩,而是在武断,武断的事实,必然会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最后,恳切希望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在审理本案时,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证据规则以及处理死亡性质认定的基本原则,如合情合理原则、保护伤亡者原则、工作原因推定原则、有效证据证明原则及优势证据原则等认定本案事实,依法判令撤销被告认定胡道堂死亡性质属于病故的行政行为;依法判令被告在一定期限内重新对胡道堂死亡性质作出认定,并依法发给相应证明书和抚恤金。
以上意见,请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予以充分考虑。
谢谢!

代理人:

2017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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